文 | 最話FunTalk，作者 | 劉宇翔，編輯 | 王芳潔
戰(zhàn)后秩序的最后一道道德枷鎖，在加沙的廢墟上開始崩裂。
雖然此前被驅趕，但4月24日凌晨，抗議者還是繼續(xù)在美國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參加示威活動。不僅哥大，連日來，數所知名美國高等學府爆發(fā)示威，要求加沙地帶永久停火、美國停止軍事援助以色列。
看似是校園沖突的“小事”，其實可能預示了維持著二戰(zhàn)后世界秩序的“受害者補償”共識，先在 TikTok ，而后在美國的校園被撕開了個口子。這種共識的撕裂，會引發(fā)什么樣的后果，誰也無法預料，所以美國政壇才會如臨大敵，多名美國議員扎堆訪問哥大。而某種程度上，這也是美國總統(tǒng)拜登在北京時間4月24日晚間，簽署要求剝離TikTok 法案的深層動機之一。
人類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需要信仰的共識，倘若共識被摧毀，就預示著秩序即將變動。要守護住共識，就要掌握話語權，要掌握話語權就要掌握媒介。所以巴以問題不僅僅是中東那片彈丸之地的事情，而是牽一發(fā)動全身，不僅影響到大型互聯網科技公司的所有權，甚至會影響到這個星球的未來。
但巴以問題過于復雜，如果說要推薦一本快速入門的讀物，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中東中心資深客座研究員伊恩·布萊克的《敵人與鄰居：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17—2017》是非常好的一本書，該書在《貝爾福宣言》發(fā)表100周年之際出版，講述阿拉伯-以色列沖突的歷史，難得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歷史學家都稱贊該書精確且客觀。在書的結尾，布萊克寫道：“暴力的陰影近在咫尺，沖突的結束遙遙無期。”
可謂一語成讖。
至于這次哥大的活動，讓我想起了已故著名國際政治理論家塞繆爾·亨廷頓，他在《美國政治：激蕩于理想與現實之間》一書中預言：每六七十年，美國就會爆發(fā)一次信條激情期，而“下一個信條激情期可能在 21 世紀 20 年代出現”。
你不得不服亨廷頓的精準預言。他也注意到新型大眾傳播方式對信條激情產生、蔓延的影響，之前是報紙，后來是廣播，之后是電視，再后來是互聯網。他的這本書是理解美國社會的進階讀物。
好的書就是這樣的，它們不僅能深刻剖析歷史，分析當下，也能預測未來。
01 失衡
2014年，我陪同采訪摩根士丹利亞洲區(qū)前主席斯蒂芬·羅奇，那時他出了本書《失衡：美國與中國的相互依存》。
這本書論述中美兩國的經濟關系是相互依賴：中國依靠美國消費者的需求，并讓人民幣與美元掛鉤以提升出口競爭力，維持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美國則嚴重依賴中國生產的廉價商品，來提高其消費者的購買力，壓低通脹率，同時利用中國對美國國債的需求，為巨額財政赤字埋單，讓美國不必擔憂赤字。
但這種看似互惠的相互依賴關系也產生了經濟的副作用：美國指責中國的“廉價商品”強勁出口造成了它的貿易赤字，對它的工人造成壓力，“廉價資金”的涌入，在支撐美國創(chuàng)紀錄的消費狂潮的同時，也催生了巨大資產與信用泡沫；而中國出口的增長又過于依賴美國的消費泡沫。
羅奇寫道：“這種相互依存關系終究是一種權宜婚姻。”他預言，這將導致雙方在貿易與匯率、地緣戰(zhàn)略安全、知識產權等問題上摩擦不斷。
羅奇顯赫的身份以及友好人士的身份，使得那本書影響到了很多人。事實上，在那之后幾年，兩國在一定程度上為解決這個“失衡”問題而做了許多努力，包括我國擴大內需，降低對外貿的依賴度；包括“811 匯改”，提升人民幣匯率的彈性；也包括美國持續(xù)多年的降杠桿。
但結果，大家都看到了。
這場曠日持久的貿易沖突在 2008 年甚至是在 2001 年就埋下了種子，但它還會持續(xù)多久呢？
可能會很長時間，可以參考的是日美經濟博弈，從 1955 年紡織品摩擦至今，兩國還在不停博弈。鷲尾友春的《日美博弈戰(zhàn)》一書回顧了那段從紡織品談判，到日本汽車自愿出口限制，再到《日美半導體協議》導致日本半導體行業(yè)衰落的過程。他這樣寫到，“哪怕某類產品已經出現貿易赤字，美國也遲遲不愿限制進口。頂著國內呼吁采取保護措施的巨大壓力，美國政府把責任轉嫁給大量出口該產品的日本，要求日本實施自愿出口限制。美國把自身的問題、責任和義務統(tǒng)統(tǒng)甩給對方，這招可謂高明。紡織品、鋼鐵、汽車等領域的貿易戰(zhàn)無一不是如此。而且，美國將對日本的要求視為政府職責，為迫使日本政府屈服也是無所不用其極。”
其實鷲尾友春的洞見還有一本巨作可以做參考，那就是道格拉斯·歐文的《貿易的沖突》一書，書中一針見血指出，“美國的貿易政策始終指向三個基本目標：通過對進口產品征收關稅增加政府的收入，通過限制進口保護國內廠商免受外國競爭，以及通過互惠協定減少貿易壁壘和擴大出口。”
無論是鷲尾友春還是歐文都發(fā)現，來自美國國內的壓力是其貿易政策變化的巨大動因，而只有在某一個產業(yè)上美國領先了，才會從保護傾向轉變?yōu)樽杂蓛A向。
先是對日本而后是對中國，為何美國總是面臨著貿易逆差的問題呢？這很難單一用產業(yè)競爭力的論述，而要切入到貨幣的視角。美元作為世界貨幣，其實是世界上流動性最好、最緊俏的“商品”，只要印刷美元，美國就可以源源不斷換取全世界的商品和服務。而世界各國也樂于持有美元，用于貿易結算，乃至作為事實上的本國貨幣發(fā)行準備金。這看似“空手套白狼”的生意，其實也是美國一定會產生貿易赤字的根源，那就是“特里芬悖論”。
所謂“特里芬悖論”指的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與黃金掛鉤，每 35 美元兌換一盎司黃金，其他國家的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取得了世界貨幣的地位，但戰(zhàn)后各國發(fā)展水平相對美國落后，要素成本更低，為了發(fā)展經濟，就不斷增加出口換取美元，有多少要多少，導致美國國際收支長期逆差；而美元承諾與黃金掛鉤，可兌換，就要保持幣值穩(wěn)定，美國必須是一個國際貿易收支長期順差國。這兩個要求互相矛盾，是一個悖論。隨著越戰(zhàn)開支浩大、通貨膨脹等的影響，要維護住美元與黃金的固定匯率越來越力不從心，最終 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轟然倒塌。
是的，那段時間正是亨廷頓說的“第四波信條激情期”。關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形成，世界貨幣是如何從英鎊切換到美元的，美國外交關系學會國際經濟部主任本·斯泰爾的《布雷頓森林貨幣戰(zhàn)》詳細考據過。
時過境遷，布雷頓森林體系 1.0 版本雖然終結了，現在的世界其實是布雷頓森林體系 2.0 時代，雖然美元不再與黃金掛鉤，但還是世界貨幣，全世界各國還是愿意持有美元，美元也可以說是美國“國本”之一。由于美元幣值過于強勢，對成本斤斤計較的制造業(yè)很難留在本土，只能將制造環(huán)節(jié)轉移到海外，再進口制成品，而美元是世界貿易最大的結算貨幣，這就導致美國一定是貿易逆差，海量的商品涌入則對其還留在本土的制造商造成沖擊，要求其進行干預和保護。
“失衡”的根源就源于此。因為美元是世界貨幣，雖然傳統(tǒng)制造業(yè)會因此衰落，但會吸引最優(yōu)秀的人才，加之資本市場活躍，高科技一枝獨秀，尤其以互聯網、芯片等為代表的高科技產業(yè)，汲取了全世界的巨額盈利，擁有強大控制力，這又反過來支撐了美元的強勢。
于是產生了所謂的“美元潮汐”現象。對于其他國家來說，美聯儲一降息，海量資金沖出配置到新興市場國家，為避免本幣升值導致出口下滑，新興市場國家也被動降息，廉價資金刺激下，這些國家的房市、股市乃至一級市場變得非?；钴S，量價齊升，全世界都在講“新興市場國家高增長”的故事；而一旦美聯儲加息，全世界的資金就蜂擁回流到美國，拉爆非美元貨幣，重創(chuàng)新興市場國家的房市、股市、一級市場，原本高價、高市值、高估值立馬顯出原形。
1998年、2008 年乃至今天新興市場國家的困境，都受“美元潮汐”的影響。但美國金融業(yè)也不是對“美元潮汐”免疫，過高的利率會導致美國的中小銀行資產端與負債端錯配，出現周期性的危機，甚至可以說美國的金融體系是“美元潮汐”的制造者也是受害者。在《人為制造的脆弱性》一書中，查爾斯·凱羅米里斯論述過這一體系是如何運作的。
這本書對政治-金融-地產聯動的論述非常精彩，配合阿蒂夫·邁恩的《債居時代》閱讀，相信會有別樣體會。
02 沖突
當下世界的現實之一，就是中國經濟的崛起，對經濟格局的影響，不僅體現在“失衡”上，也體現在實力相對變化后引發(fā)的連鎖反應，太平洋兩岸的關系，牽動著所有人的神經。
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注定一戰(zhàn)》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是解釋兩強相爭的經典理論。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出自古希臘雅典與斯巴達之爭的歷史總結，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是記錄那場“海權強國”與“陸權強國”爭端的必讀典籍。艾利森教授汲取了修昔底德的歷史文本、亨廷頓的理論創(chuàng)造了這一概念。
艾利森寫道：“雅典不斷的崛起和斯巴達與日俱增的擔憂，斯巴達擔心雅典會威脅自己在希臘的主導地位，最終誘發(fā)了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無獨有偶的是，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在分析框架也類似，他在《大國政治的悲劇》借鑒了霍布斯的“人恐懼互相殘殺，所以需要主權者”的邏輯，設定了“國家把生存列為最高目標”的假設，各國為了自身安全增加手段，會使得別國跟進，反而產生了“安全困境”，加劇了所有國家的不安全感，極易引發(fā)沖突。
米爾斯海默的書寫作于 2001 年，當時反響強烈，引進時已經是了 2008 年了?？赡苁菫榱吮苊鈺忻枋龅谋瘎?，兩國提出了“G2”的概念，試圖以經濟上的互補來彌合分歧，走出悲劇，“G2”概念產生的樂觀主義情緒，在2008 年兩國攜手應對金融海嘯后達到頂峰，美國前財長保爾森的《峭壁邊緣:拯救世界金融之路》詳細訴說過這段經歷。
但樂觀情緒很快逐步滑落。因為“G2”所提出的優(yōu)勢互補，在主權國家體系下是有負面效應的，即：在經濟上，越是互補，越是互相依賴，就會越恐懼彼此抓住自己的要害，受制于人，哪怕兩國經濟高度緊密，屬于產業(yè)鏈上下游。同時，崛起國產業(yè)升級，實力提升，會讓守成國家感到地位遭受挑戰(zhàn)，促發(fā)“安全困境”，加上產業(yè)受損的民眾要求保護的壓力，一起推波助瀾，產生“相愛相殺”的結果。
這是難解的難題，太考驗智慧了。
我們都知道自由貿易的好處。在很長一段時間，美聯儲之所以能保持靈活的策略，是因為“通脹消失了”，基礎在于中國曾經源源不斷的新增勞動力供給和出口導向，極大壓低了制成品價格，加上零售業(yè)看似微小而其實影響深遠的創(chuàng)新，那就是由沃爾瑪發(fā)起的“低價革命”。
馬特·里德利的《理性樂觀派》一書中寫道：20世紀90年代美國生產效率大幅提升的原因是企業(yè)后勤的改革，尤其是零售行業(yè)。后勤改革力度最大的，其實就是沃爾瑪這一家企業(yè)而已。光是零售業(yè)的這些“社會技術”創(chuàng)新，就占了全美生產效率提升的整整四分之一。中國制造+零售業(yè)低價革命，使得美國消費者吃穿用度的支出大幅降低，省出的錢可以用于其他消費，帶動了更多產業(yè)的發(fā)展。
里德利指出：“創(chuàng)新，不管是技術上的創(chuàng)新，還是組織方式的創(chuàng)新，都不光創(chuàng)造了新的東西，也摧毀了舊有的東西。”
里德利和寫作了《與全世界做生意：一個經濟學家的環(huán)球冒險》的柯納·伍德曼一樣，是樂觀主義者。我挺喜歡樂觀主義者，但正如《貿易打造的世界》中，美國歷史學家彭慕蘭指出的——貿易從來都與暴力如影隨形，兩者互相成就。而繁榮的貿易，理論上會促進帕累托改進，但在現實中，是靠暴力推動的，其中有贏家也有輸家。在書尾，他寫道，“零售革命，贏家也是有的，但大多數都在太平洋對岸。”
這絕非是溢美之詞。2016 年美國大選的結果就是隱喻。人們很驚訝這個結果，J.D. 萬斯卻早就預見到了“沉默的大多數鄉(xiāng)下人”的選擇。他在《鄉(xiāng)下人的悲歌》一書中，描寫了制造業(yè)衰落、外遷對銹帶、阿巴拉契亞地區(qū)、南方地區(qū)的影響，這些地方的藍領“鄉(xiāng)下白人”再也找不到固定合約的穩(wěn)定工作，相對乃至絕對貧困化，沉迷于酒精、芬太尼、宗教，社區(qū)土崩瓦解，貧困代際遺傳，他們的挫敗感、怨氣推動了結果的產生。
這點在《壓裂底層》《曾經的輝煌》《精英的黃昏》都有相關的論述，曾經的共同體越來越分裂成受益于自由貿易的城市中產、互聯網新貴的“贏家組”與“鄉(xiāng)下人”的“輸家組”。這種現象在英國、日本也出現，詹姆斯·布拉德沃斯的《失去合約的人》、齋藤茂男的《飽食窮民》、三浦展的《下流社會》、大前研一的《M 型社會》都研究了產業(yè)變遷后，越來越多的人只能打零工度日。
曾經在《21 世紀資本論》一書中，托馬斯·皮凱蒂指出，享受到全球化的資方，其資本收益遠超工資水平增幅，這一結論是否正確，我不做評論，但“贏家組”與“輸家組”因經濟地位的差距，而在理念上產生撕裂乃至沖突，也是不容忽略的，并且會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主導著各國的決策走向。
中國這個龐大的經濟體對世界的沖擊是極為深遠的。過去三十年，（中國） 制造業(yè)美元、（中東） 的石油美元的雙輪循環(huán)（出口國高儲蓄率-美國低利率）悄然改變，舊秩序被守成國揮霍和打破，卻低估了崛起國的發(fā)展速度，產生種種問題后，這些年暴風驟雨般的沖突，使得雙輪循環(huán)陷入停滯。
自從“中國制造”源源不斷供給世界后，發(fā)達國家肆意搞貨幣寬松的洪水，都能被“中國制造”所吸收。而在沒有“中國制造”的上個世紀 八十年代，發(fā)達國家要治理通脹，就如前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的《時運變遷》寫道：“要想徹底解決通脹帶來的所有難題，只能通過貨幣政策。”
而現在，壓制全球通脹的封印正在被解開，在《人口大逆轉》一書中，查爾斯·古德哈特、馬諾吉·普拉丹寫道，隨著中國人口拐點效應的顯現，加上全球技術交流受阻，“中國將不再是抑制全球性通脹的力量”，單純的貨幣政策似乎不再能“治療”太平洋對岸的“高血壓”以及這邊的“低血糖”。
當然，如果說過去向中國產業(yè)轉移，壓制了發(fā)達國家同類型產業(yè)的工資水平，那么，當中國的人均 GDP 達到1.2 萬美元時，即使沒有貿易摩擦，成本敏感的制造業(yè)也會“逐水草而居”部分外遷。怎么看待這個問題呢？可能施展的《溢出》能給我們些啟發(fā)，他寫道，一個與中國供應鏈深度嵌合的供應鏈網絡會加速向海外擴展，不是轉移和取代，而是“溢出”。
兩個大體量的玩家，在過去三十年，雖然有博弈有沖突，但總體上來說，都像是兩個“抽風機”，源源不斷把與之相匹配的人才、產業(yè)吸到自己身上。近30年，中美兩國的GDP合計占全球比，已經從1990年的27.95%，發(fā)展到了2020年的42.1%。
失去份額的大頭是歐洲、日本、加拿大等國，在產業(yè)上的映射就是歐洲在2G、3G時代曾經獨霸一方，擁有愛立信、阿爾卡特、諾基亞、法國電信、西門子等眾多通訊企業(yè)，而現在這些公司的地位、股價已經大不如前；加拿大曾經的北電、黑莓也早已消失；日元匯率的大幅下挫，固然有利率差產生的套利交易因素，而更深層次的則是在日美半導體戰(zhàn)爭中失敗后，日本失去了引領世界高科技產業(yè)發(fā)展的機會，又在家電、造船等行業(yè)被中韓所趕超，汽車產業(yè)也面臨著新能源車沖擊。
兩強相爭，如同大板塊撞擊，不但擠壓了小板塊，也使得地緣斷層線嘎吱作響，地區(qū)大國因歷史、現實問題發(fā)生越來越多沖突，喬治·弗里德曼的《歐洲新燃點》正是描述這一擠壓效應下東歐局勢的很好參考書。
是的，舊日世界的基礎在崩裂。
03 相信
那么，世界還會好嗎？
如果覺得現在的世界不夠好，那么翻一翻塔奇曼的《驕傲之塔》、基恩·羅威的《野蠻大陸》，描寫的分別是一戰(zhàn)前、二戰(zhàn)后的歷史，你會覺得今天的沖突算什么呢。
是的，二戰(zhàn)僅僅過去 79 年，人類的生活水平是當時的人們所無法想象的，即使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也遠超過去的王公貴族。在《美國增長的起落》一書中，羅伯特·戈登認為電梯、青霉素、計算機、汽車、農用機械、噴氣式飛機、手機等這些偉大的發(fā)明，成就了生活方式的革命。其實，不止美國，中國也是。比如你在拼多多上下單，就能以實惠的價格買到全球商品，而過去需要翻山越嶺去集市；你用微信就能實時聯系到千里之外的親朋好友，而過去書信很慢，車馬很遠，一生見不到愛的人；你用攜程就能訂到機票，幾百塊錢（非旺季）就能飛到千里之外，而過去甚至很多人沒去過縣城。
技術進步也使得單位時間的收入增加。 戈登寫道，“人們之前在鋼鐵行業(yè)工作，每周工作72小時，需要忍受炎熱、汗水和各種危險，后來人們在裝有空調的房間，擔任職員或者從事專業(yè)工作，每周只需要工作40小時。”里德利也寫道，“較 1995 年，2005 年的全球人均收入翻了差不多三倍。”商品的價格也比之前的更便宜，他引述一位經濟學家的說法：“從前造成財富分配不平等的那些因素，過了一段時間后，反過來又在削弱財富分配的不平等。”
里德利認為人們要是支持創(chuàng)新和貿易，人類的經濟進步就能持續(xù)下去。羅伯特·戈登也樂觀地寫道：“技術變革直接提高產出。技術一旦取得進步，無論在什么情況下，它都是永久性的。”
但，樂觀之余，你可能又會隱約覺得不安：萬一，歷史重演了呢？
坦率來說，書中有各自的結論，需要你自己去細品，而作為“二道販子”，我并不能給你直接的答案，更遑論保證答案的準確性。因為，你知道的，我只是一個百無一用的書生，平日最大的愛好不過是買書、看書。
當然，像《人類簡史》《未來簡史》這樣跨學科的書也是極好的，可能看不懂術語，但在 AI 浪潮的今天，我們除了要了解過去，也要面向未來，人們不能沉溺于過去，要朝前看。
不管最終結果如何，我們都要堅信未來，說服自己，世界會更好。
那么多優(yōu)秀的作者用無數時間思考、寫作出的著作告訴我們：即使歷史有波折，有沖突，甚至有兵戎相見，但還是曲折前進的。人類可能不能從歷史中完全吸取教訓，但作者們用文字告訴了我們教訓的后果，其實人們也在努力修正行動，避免重蹈覆轍。
正如相對于許多人悲觀的預期，艾利森教授在書中，引用莎士比亞的詩句寫道，“我們的命運不由星星決定，而在于我們自己。”
是的，命運的答題卡其實是在每個人手里。
這是書，給我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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