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脈絡：小我與大勢》
作者：吳軍
吳軍
前Google高級資深研究員。 原騰訊副總裁。計算機科學家、暢銷書作家。 硅谷風險投資人 。工業(yè)和信息化部顧問、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工學院董事、高山書院學術管理委員會成員 。
本書凝煉了吳軍博士對重要問題的思考，也是吳軍博士所有作品思想的來源。
作為歷史的見證者，吳軍博士有幸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跨越了多個國家和城市生活，游歷了世界絕大多數的主要國家。正是這些富有深度和廣度的閱歷，塑造了他如今的成就，以及構建了其普遍性的想法。
《脈絡：小我與大勢》以宏觀的歷史視角和多元化的角度，沿著時間的軸線，探討了歷史、當下與未來；站在空間的維度，分析了外在現實與內在人性社會之間的關系。從文明歷史的脈絡到現實社會的具體問題，再到對未來趨勢的預判，吳軍博士將他的觀察、分析與思考轉化為可以指導行動的知識，幫助你在復雜多變的世界中看懂宏觀脈絡，看清個人的微觀路徑。
在大航海之前，古代文明雖然相互影響、相互滲透，但是都有比較大的獨立性。工業(yè)革命之后，火車和蒸汽輪的出現讓全世界的距離縮短。1873 年，法國著名作家儒勒·凡爾納出版了《80 天環(huán)游地球》一書，該書就反映了工業(yè)革命之后的這個特點。在他的書中，主人公福格在很短時間里就周游了世界各地，他從倫敦到埃及只用了一周時間，穿越印度只用了三天時間。一路上，福格接觸甚至影響了不同國家的不同人的生活。當世界各地的“相對距離”縮短之后，兩個獨立的城市，甚至兩個原本沒有聯(lián)系的國家在經濟和政治上就被綁定在了一起。比如，19世紀中期，美國鐵路普及之后，美國東北部新英格蘭地區(qū)本就產量不高的農業(yè)，被南方發(fā)達的農業(yè)迅速擠垮。因為用火車把農產品運到北方的成本非常低，所以，美國的東北部也就徹底放棄了農業(yè)，轉而重點發(fā)展工業(yè)。
20 世紀，在航空業(yè)和現代電信業(yè)發(fā)展起來之后，不僅地區(qū)與地區(qū)之間的距離在縮短，而且個體與個體之間的距離也在縮短。1973 年，美國聯(lián)邦快遞公司成立，其目標是 24 小時將文件送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們想盡辦法優(yōu)化 物流。十幾年后，互聯(lián)網能在不到一秒鐘的時間里完成這件事。
2005 年，普利策獎得主托馬斯·弗里德曼出版 了《世界是平的》一書，引起了相當大的轟動。在這本書中，作者分析技術進步和社會合作如何將世界變成一個整體，屆時移動 通信和互聯(lián)網、開放的技術平臺、突破了關稅壁壘的全球貿易，會如何抹平世界上的差異，實現全球一體化。弗里德曼在這本書中描寫了當時剛剛發(fā)生的一些全球一體化現象，比如各國共同合作開發(fā)新產品；中國和印度承擔起全球最多的加工和服務業(yè)務 建構起全球統(tǒng)一的供應鏈和市場；等等。這在當時被認為是對于 10 年后的世界最準確的描述，但是今天看來，這些事情要么已經實現，要么已經過時，并被新的合作方式取代。如果你今天再讀這本書，會覺得弗里德曼太保守了、太缺乏想象力了。這其實不是他的錯，而是世界在這 20 年間發(fā)展得太快了。
但是，就在一些人歡呼地球村已經建成的時候，他們忽略了很多問題——語言、國界、貨幣和二氧化碳排放等，這還不包括我們前面提到的宗教、文化和價值觀。生活在中國或者美國的人，早已習慣于平時只說一種語言， 但是生活在歐洲和印度的人，就不得不成為多語種者。歐洲人一方面試圖建立一個統(tǒng)一的、沒有邊界的歐洲，但是他們在遇到語言問題時就會發(fā)現這個工作極為困難。因為即使歐洲的一些小國也有多種官方語言，比如瑞士有德語、法語、意大利語和拉丁羅曼語共 4 種官方語言；比利時有荷蘭語、法語和德語共 3 種官方語言；在英國，雖然英語是官方語言，但是依然有人使用威爾士語和蓋爾語。由于每一種語言都承載著相應的歷史和文化，消除一種語言就意味著對相應文化的否定，這在倡導多元文化的今天是絕對的政治不正確。因此，秦始皇“車同軌，書同文”的思想在今天是根本行不通的。但如果連語言都無法統(tǒng)一，地球村也只能是半吊子的。
國界也是一個大問題，我們后面會專門講到，這里先跳過。我們先談談貨幣的問題。貨幣問題是大家常常忽略的一個問題。20 世紀 90 年代，當歐元取代歐洲十幾種貨幣的時候，絕大部分人都認為這將帶來 大的便利，并且會促進歐洲各國之間的貿易。但是歐元的設計者們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誰能決定歐元的發(fā)行，或者說，當一個國家需要更多的貨幣增加流動性時，它已經沒有權力來做這件事了。這就是為什么歐元區(qū)是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最后一個走出 2008 年開始的那一次金融危機的。同時，各國之間采用不同的貨幣政策會鼓勵匯市上的投機者短期套現，讓一些國家的貨幣匯率大幅震蕩，損害那些國家的經濟，20 世紀 90 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這么產生的。對于這些問題，至今也沒有很好的答案。雖然比特幣的創(chuàng)造者聲稱用一種不基于央行，而是基于算法的貨幣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實際上那只不過是把印鈔權從央行轉移到算法設計者的手中。事實上，當各國央行開始嘗試發(fā)行本國的數字貨幣時，這種去中心化、無國界、無央行背書的貨幣就不可能存在了。
雖然技術進步能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但是依然無法讓人們對全人類的利益產生共識；它會讓大家共享好處，卻無法讓大家一同承擔義務。比如，世界各國對于溫室氣體排放和氣候變化 問題的不同態(tài)度和做法就顯現出，至少在今天，人類還是無法一同承擔義務的。
今天全世界有大約 80 億人，卻排放了相當于 500 億噸二氧 化碳的溫室氣體。當然人類活動本身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沒有那么多，但是它所產生的其他溫室氣體，比如甲烷，合在一起起到的溫室效應相當于 500 億噸的二氧化碳排放。如此多的溫室氣體排放，讓地球的溫度每一百年上升 1℃。而在歷史上，雖然地球的溫度曾經比現在高 20℃上下，但是溫度變化的過程卻是上百萬年才上升 1℃。對于如何控制，甚至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全世界始終沒有達成一致，即便是簽署了一些協(xié)議，也不具有強制性，一些國家甚至不實際執(zhí)行。因此這個問題至今無解。
無解的原因說起來也很簡單。一方面，希望減排溫室氣體的國家在這個問題上最沒有話語權，因為它們本國人均溫室氣體排放已經降得很低，比如法國、英國和葡萄牙，而且還在不斷下降。即使再降，對全世界的影響也可以忽略不計。而人均排放量和總量均很高的國家，如果缺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識，就會把減排作為一個政治籌碼。它們如果非常積極、非常堅決地減排， 反而少了籌碼。
另一方面，一些正在工業(yè)化進程中的國家，包括印度、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亞，完全沒有意愿犧牲本國的工業(yè)化換取全球更好的環(huán)境。而這些國家人口眾多，溫室氣體排放增加一點兒，都足以讓全世界的努力付諸東流。所以這個問題幾乎無解。
雖然從文明開始之后人們就發(fā)現，一個地區(qū)內的社會分工和 經濟合作可以讓經濟運行得更高效，給大家?guī)砀蟮氖找?，并且人類已經踐行了這種合作長達數千年之久，但是將這種合作在短時間內推廣到全世界卻產生了很多預想不到的問題。理論家認為，既然大家都住在地球村里，既然距離不再是問題，既然大家能夠通過談判談出一個極低，甚至是零的關稅，就能夠將全世界變成一個經濟體。
在這個經濟體中，各地區(qū)之間的比較價格優(yōu)勢，可以讓每一個國家只生產自己有競爭優(yōu)勢的特定產品，然后通過交換（進出口）都能獲得更高的利潤。但事實證明，這種想法有點超前。在宏觀層面，也就是國家層面，如果一個經濟體原本的分工是從事低端加工業(yè)，然后購買高端產業(yè)的產品和服務，而它在有了錢之后，開始進入高端產業(yè)，這個問題就變得無解了。類似地，一個發(fā)達經濟體，按照原本的邏輯應該分工，應該讓出低端產業(yè)，但是它出于政治上的考慮拒絕這樣做，這個問題也是無解的。
在中觀層面，也就是企業(yè)層面，當全世界的資本可以零成本地自由流動時，它會為了追求利潤將產業(yè)從發(fā)達國家轉移到發(fā)展中國家。而令它想不到的是，只要這個轉移一開始，它早晚會被當地成本更低、利潤率更低的企業(yè)所取代。
在微觀層面，也就是每一個人的層面，每一個人的生活都會受到遠方陌生人日?；顒拥挠绊?。比如美國大選，就會給中國小商品的制作者帶來收入，這在過去是不可能的，這是好的一面。但凡事有利就有弊，一個美國人干了半輩子的工作，可能第二天就被一個遠在中國薪水只有他 1/3 的中國人搶走；幾年后，這個中國人的工作可能又會被一個印度人或者越南人搶走，后者的薪酬也只有他的 1/3。
全球化從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實踐了 30 多年后，好的一面都已經被大家看到了，但是上述問題大家都不愿意說破。
2017 年，莽撞的特朗普在無意間戳破了全球化的泡沫。至今無人能全說清楚特朗普是一個什么樣的人，除了極端左翼的學者會給他貼一些標簽，其他人即便猛烈抨擊他的行為，卻也謹慎地評價他的想法——一來是吃不準，二來是他們內心也有類似的想法。比如拜登政府完全繼承了特朗普對于貿易和全球化的國策，甚至繼續(xù)在美墨邊境修建圍墻。唯一不同的是，拜登政府把特朗普針對所有外國的貿易限制縮小為盟友以外的，把特朗普對各種產品的限制縮小為只涉及美國核心競爭力的，即采用了一種所謂的“小院高墻”政策。
“小院高墻”這個詞最初來自美國前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不過它成為美國的國家科技政策則是因為谷歌前首席執(zhí)行官埃里克·施密特領導的智庫所撰寫的一份報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人工智能報告》。這份報告長達 700 頁，一半是正文，一半是幾乎包羅萬象的參考文獻清單。這個報告的起草人還包括甲骨文公司的首席執(zhí)行官薩弗拉·卡茨、亞馬遜公司首席 執(zhí)行官安迪·賈西、微軟首席科學官埃里克·霍維茨，以及提出摩爾定律的摩爾博士（當時他還健在）。
根據施密特等人的建議，拜登政府會在絕大部分領域繼續(xù)向全世界開放，包括互聯(lián)網金融、游戲娛樂、社交網絡、媒體和 短視頻等，但是會在人工智能、5G/6G 和 IoT（物聯(lián)網）領域建 起一個“高墻”，中斷和非盟友的來往。在中間領域，比如半導體，則視情況而定：對于和人工智能等高墻內的技術相關的高端半導體，比如高性能的圖形處理器（GPU），納入高墻內；對于低端半導體則不進行管控。拜登政府的做法比特朗普政府的做法高明之處在于，它基本上維持了全球化的格局，但是限制住了高精尖技術的出口。
和美國政府的做法類似，歐盟提出了所謂的去風險化。何為歐盟的風險呢？它其實是指三重依賴，即對于俄羅斯廉價能源的依賴，對于中國廉價商品的依賴，以及對于美國免費提供的安全 保障的依賴。依靠這三種支持，歐盟在冷戰(zhàn)后維持了幾十年的經濟低增長，在信息革命中鮮有作為的情況下，能夠維持很高的生活水平，是冷戰(zhàn)結束和全球化給它們帶來的紅利。但是，當 俄烏沖突爆發(fā)之后，廉價的能源沒有了；當 2020 年全球公共衛(wèi)生事件發(fā)生后，只依賴于一條供應鏈的商品供應出現了問題；當然，歐洲人發(fā)現在國家安全方面可能也會有問題，因為它完全 依靠美國。因此，雖然特朗普花了 4 年時間敦促歐洲增加軍費都沒有效果，但是普京打響了一槍就讓那些國家立即把軍費提高 了上去。在歐洲人的三重依賴中，提高軍費是最容易的事情；尋找新的能源來源也相對容易，因為全世界能源市場供大于求；但是，建立一條平行的供應鏈則不是短期內就能完成的，因此直到2023 年，歐洲在這方面還是說得多、做得少。
今天很多學者認為全球化的進程開始倒退，甚至全球化已經終結，我倒不這么認為。縱觀人類的文明史，文明之間的交流增長速度和文明本身的發(fā)展是同步的。在大航海時代之后，貿易的 增長更是快于經濟本身的增長。無論是時間拉長到人類的整個文明史，還是聚焦在二戰(zhàn)之后，全球化貿易不斷擴大的趨勢一直沒有改變。
在冷戰(zhàn)時期，全球貿易的條件要比今天差得多，關稅的壁壘要比今天高得多，意識形態(tài)的對立也比今天強得多，但全球貿易依然在快速增長。所以今天很難說，全球貿易會萎縮或者全球化會停止下來，只不過全球化的形態(tài)會改變，供應鏈會重組。因此，我更傾向于說，全球化2.0 時代在最近的幾年開始了。那么全球化 2.0 有什么特點呢？
首先，區(qū)域內國家合作的范圍和深度要遠遠超過之前大經濟體之間的合作。比如，墨西哥和加拿大原本都不算是太大的經濟體，但是近年來和美國的貿易額劇增，到 2023 年已經分別成為美國的第一和第二大貿易國，而中國則從過去的第一退居第三。
其次，發(fā)達國家之間加強經濟合作，特別是由過去在產業(yè)上的競爭轉為在更大空間中的合作。比如，日本和歐盟簽署的自貿協(xié)定，韓國和日本在政治和貿易上的和解。2018 年，日本和歐盟簽署了經濟伙伴關系協(xié)定（EPA），形成了當時全球最大的自貿區(qū)，此后雙方之間的貿易額以每年 6% 的速度高速增長。
最后，全球供應鏈的多樣化。全球各個主要經濟體之間的貨物流動路徑可以被看成一張有向圖。在這張圖中會有一些關鍵路徑和關鍵節(jié)點，比如被稱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就曾經是歐亞貿易和跨太平洋貿易的關鍵節(jié)點，美國則是跨太平洋貿易和跨大西洋貿易的關鍵節(jié)點。當然，具體到某些特定的產品還會有一些特定的關鍵節(jié)點，比如半導體制造，韓國和中國的臺灣地區(qū)就是其關鍵節(jié)點。
2020 年全球公共衛(wèi)生事件之后，大家發(fā)現這些關鍵節(jié)點或者關鍵路徑一旦出了問題，就會影響到全世界的經濟，比如芯片供應不足會導致汽車無法交貨。于是各主要經濟體開始建立可以相互取代的供應鏈，以消除關鍵節(jié)點和關鍵路徑。
這些年來媒體上經常提到的越南和印度就屬于全球供應鏈重組的受益者。不過，到目前為止，它們起的作用依然很小。舉例來說， 2023 年中國依然占到了美國貿易額的 12.7%，而越南和印度分別只有 2.5% 和 2.4%，還不到中國的零頭。印度作為世界工廠的可能性，顯然是被夸大了。10 多年前，我鼓勵很多中國企業(yè)家到印度發(fā)展，既包括開拓印度市場，也包括在當地設廠，但是今天我則建議大家去之前要謹慎考慮。
總之，相比全球化1.0，全球化 2.0 更復雜，很多趨勢一時還看不清楚，絕不像一些媒體宣傳的只是中國的供應鏈外移那么簡單。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今天就是生活在這樣一個復雜的環(huán)境里，以后的情況可能會變得更復雜。在全球化 1.0 時代， 大家都比較天真，合作是建立在雙方都是清白和誠實的基礎之上的。但是最近 10 年，特別是最近五六年所發(fā)生的事情讓大家都警覺起來，彼此的防范心理都很重，但是大家又不得不做生意， 彼此的距離還非常近，于是就需要在彼此防范的前提下處理好彼此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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