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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華商韜略
2014年4月21日清晨，一架達索獵鷹900私人飛機落在了北京。
飛機的主人是馬斯克。此次來京，馬同學準備拜會中國科技部，爭取實現兩個目標：讓特斯拉充電樁進入中國，讓特斯拉汽車享受低關稅。
不管使命多重，旅行者總要先解決個人問題。所以馬斯克的北京第一站，不是海淀區(qū)復興路乙15號，而是朝陽區(qū)僑福芳草地。
他要先去怡亨酒店Check in。
馬斯克入住的時候，怡亨酒店才開業(yè)不到一年。
它的背后，是SLH聯盟，一家跨越90多國的奢華酒店管理集團。SLH是個縮寫，全稱牛皮哄哄：Small Luxury Hotels of the World。
SLH下屬的酒店，基本上就兩個特點：特別、精致。一眼望去，過目難忘。怡亨最大的賣點是“藝術感”，連走廊里都擺著達利和安迪沃霍爾的畫。最大的瀾池套房有200平方米，從客廳就能看見游泳池。
新、貴、特別，正對得上馬斯克個性新貴的口味。
但正如姜文電影《一步之遙》里，大帥公子武七不懂美食的鍋氣，New Money馬斯克也不懂京圈酒店的霸氣。
在北京，頂級酒店曾經是門政治學。
1978年，中國接待入境的外賓達180多萬人次，1979年又猛增到420萬人次。但北京勉強符合接待外賓標準的飯店只有7家，床位不過1000張。
在條件最好的北京飯店，門口常有一景：各部委外事辦的同志為了搞一個房間，拎著介紹信從清晨開始排隊。即便如此，許多外賓還是要擠在飯店大堂里過夜。有些外國客人一下飛機，干脆先拉到景點游覽一圈，奔波堪比老年購物團。
1979年，卡拉揚率柏林愛樂樂團來華演出，見慣大世面的指揮家給北京飯店提了個要求：一人一房。
全京千床的條件下，這個要求近乎敲詐。文化部只能拿出這樣的接待方案：卡拉揚和9位樂團主創(chuàng)一人一房，其他220人入住前門飯店。
但沒想到北京飯店根本不買賬，給出的理由也很難反駁：樂團總監(jiān)不能和國家元首一個待遇。經過多方協調，直到樂團落地前3小時，飯店才不情不愿地撥了十個標間。
飯店傲氣十足，加上不太懂得鑒賞交響樂的觀眾，讓零出場費演出的卡拉揚頗為不爽，直接甩下了一句“再不來中國”的氣話。
酒店問題，得到了總設計師的關心，他的解決思路就是“廣開門路”。1979年，他在一場談話中這樣說：“搞旅游要把旅館蓋起來，下決心要快，第一批可找僑資、外資，然后自己發(fā)展。”
所以80年代初的國務院，存在過一個特殊機構，名字就叫“利用外資、僑資建設旅游飯店領導小組”，聽著不太高屋建瓴，掛帥的卻是副總理谷牧和陳慕華，執(zhí)行的是僑辦主任廖承志，連辦公室主任都是旅游總局局長兼任。
接下來，就是一場后世New Money看不懂，也唱不出的大戲了。
1980年6月，建國飯店在北京破土動工。因為涉及合資，批件輾轉17位中央領導人。想不到動工時又碰了釘子：工地后面是國務院家屬區(qū)，居民覺得，飯店蓋起來擋光擾民壞風水，所以不！準！建！
工地白天豎起籬笆，晚上就被連根拔，連攪拌機都被掀翻。直到廖承志打給中央打報告，驚動小平同志一錘定音：“有理也不得取鬧，何況無理！”
直到今天，當行人路過建國門外大街時，還是可以看到一邊四層半，一邊九層的建國飯店，至于為什么只蓋到九層，就是為了“在日照最短的冬至日，陽光也能照到附近居民的一樓窗戶。”
1980年，紅色船王包玉剛準備捐給北京1000萬美元，用來建飯店。
兩年前，包玉剛第一次來北京，找寧波老鄉(xiāng)旅游總局局長盧緒章走了后門，在北京飯店開了間房。住進去才發(fā)現，他們夫婦只有一個套間，隨行人員一律自行安排。
第二年的7月4日，兆龍飯店在白家莊奠基，名字來自于包玉剛的父親包兆龍。工程由國務院特批，直接列入當年中央部委在京建房計劃。兩天后，包玉剛現身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小平同志親手接過船王面呈的1000萬美元支票。
▲鄧小平和包玉剛
只有“心系祖國建設大業(yè)”的愛國商業(yè)巨子，才能得到頂級禮遇。四年后，兆龍飯店落成，鄧小平、楊尚昆、萬里、谷牧等中央領導人親自出席典禮，頭一天的開業(yè)晚宴，60多位部委領導悉數到場。
早年京圈頂級酒店特殊的一面，是統戰(zhàn)愛國同胞的需要；另一面，則是彰顯改革開放的決心。
當建國和兆龍還在籌建時，耗資7500萬美元的長城酒店，已經在東三環(huán)的使館區(qū)開工了。作為國內第一座中美合資五星級酒店，起手就是國際一流的大型旅游飯店標準。
▲中美雙方出席長城飯店開工儀式
827間客房，由喜來登集團負責管理。全鏡面玻璃外墻，在陽光下明照東三環(huán)；4部觀光電梯，可以直升82.64米的頂層餐廳，也直擊一位29歲男青年的內心。多年后，念念不忘的海巖在電視劇《永不瞑目》里，專門安排了一場致敬戲碼——袁立和陸毅在頂層餐廳吃完自助餐，乘觀光電梯開啟了逃亡之旅。
在當時的北京，長城飯店絕對獨一無二。以至于1984年來華訪問的里根夫婦，雖然住在釣魚臺國賓館，卻把答謝會設在了長城，作為整個訪華行程的圓滿收官。
因為承載了大量外事使命，這些無數政要出沒的酒店，在當時對普通人充滿神秘色彩，很多北京人甚至覺得，自己一輩子都不會有機會走進它們的大門。
在整個八十年代，京圈頂級酒店轟鳴而起，弦外之音卻是開放的政治號角，而非消費的商業(yè)笛聲。
在北京，有建國、兆龍、長城、長富宮、貴賓樓，還有大馬商業(yè)巨子郭鶴年帶來的中國大飯店和香格里拉；在上海，有與浦東大開發(fā)同年，由錦江集團和日本野村證券集團合資的花園飯店，和新加坡文華集團合資的錦滄文華酒店，在廣州，則是人盡皆知、由霍英東先生投資的廣州白天鵝賓館……頂級酒店在解決實際問題的同時，也被賦予了對外開放風向標的意義。
商業(yè)之外的政治學，正是那個特定時代的產物。但很快，無論是紫禁之巔、黃浦江畔，還是白云山下，都會迎來一個堆金砌玉的商業(yè)時代。
長城的榮耀，沒能持續(xù)太久，它很快就被1.8公里外、一家同處亮馬河畔的酒店蓋住了風頭。
這就是1988年正式啟幕的昆侖飯店。
它擁有真正的頂層旋轉餐廳（因為技術原因，長城的不會轉），它擁有直升機停機坪，擁有突破百米的恢弘樓身。更令人驚嘆的是那里的餐飲——有還原了圓明園場景的中餐廳，有日式村落凌駕于室內流水之上的“東京日料”，還有主打韓餐的新羅餐廳，吃越南菜的“別墅芭蕉”……直到今天，168元一位的自助早餐，都是東城公子哥的優(yōu)選。
順便插一句，那位對長城飯店鐘情不已的海巖，機緣巧合地當了昆侖的副總經理，因為能簽單，昆侖又成了王朔、馬未都一幫文學青年的根據地。
但昆侖的風光比長城更短，一年后，全北京的目光，就被金魚胡同8號吸走了。
1989年登場的王府飯店，距離天安門只有2.5公里，它用傳統的飛檐斗拱房頂，呼應著不遠處的紫禁城，而在大堂里，石拱橋、仿唐三彩和路易十六宮廷風格的坐席巧妙連接，恰似一個象征：中國正嘗試著和西方世界接軌。
隨后，王府飯店仿照著香港半島酒店的格局，將地下一二層改造成了精品廊。LV、Gucci、Zegna、Chanel等奢侈品牌相繼入住，它們的目標消費群先是外國游客，隨后便開始給手握大哥大、腰包里塞滿現鈔的中國人，帶來最早的奢侈品啟蒙。
但真正讓王府飯店在老百姓心中揚名的，當屬它的“RR車隊”。
1992年，王府飯店買了兩輛勞斯萊斯銀刺，作為總統套房客人的服務用車。它們的號牌，分別是“北京01-G8888”、“北京01-G9999”。如果不是酒店住客，預定這兩輛勞斯勞斯的價格是500美元一天。每三個月，香港的勞斯萊斯代理商就會上門養(yǎng)護，一次3000人民幣，每年的保險費用則是7萬人民幣。
要知道，這是90年代，普通人工資只有幾百元的90年代。
相比王府飯店的豪氣，1992年開在燕莎中心的凱賓斯基酒店，看著多少有些樸實無華，考慮到德國人厚重敦實的風格，只能說線條簡潔和實用主義都合情合理。盡管如此，設計師還是在努力討好中國觀眾——酒店大堂前的眼鏡蛇雨棚，硬是連接了一座漢白玉橋。
而另一家國際大牌的示好更直接，和外交公寓隔路相望的北京希爾頓酒店，開業(yè)慶典上不僅安排了舞龍舞獅，還請了一個中西合璧的開業(yè)主持——當年中文講得最好的老外，大山。
和包玉剛、霍英東相比，老外沒有無私愛國的情操，他們只有一門心思：抓住這個國家正在崛起的市場，抓住那些先富起來的中國人，讓他們住進大酒店。
隨后的幾年里，即便在北京，商業(yè)化也已經徹底取代了政治上的意義。
1997年，改造而來的北京瑞吉酒店掛牌營業(yè)。要知道，它的前身是北京國際俱樂部飯店，再往前，是以高干活動的網球館著稱的北京國際俱樂部。1985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萬里，在這里和來訪的美國副總統老布什一起下場，用一次“網球外交”，成功把中美關系推上了一個新臺階。
盡管北京的商業(yè)氛圍越來越濃，但歷史自有它選擇的走向。只有浦江之濱，才能誕生真正的洋場。
盡管被壓抑了40年，但根植上海人心中的商業(yè)文化和消費基因，卻只會蟄伏，不會消滅。60年代后期，百貨公司墻上被貼了大字報，圍觀群眾不滿道：往哪貼都行，但請別糊住櫥窗。
在上海，資格最老的頂級酒店是1986年開業(yè)的華亭賓館，它瞬間就獲得了上海人民的敬仰。
華亭落在當年還是一片荒地的徐家匯，每天入晚，賓館外立面流光溢彩，是徐匯最璀璨的地標夜景。無數上海小囡指指點點，夜風中回蕩著“華亭老漂亮格”。徐匯新村的居民介紹住址，從來輕描淡寫：華亭賓館邊上。
建成當年，華亭就和喜來登簽了10年的委管合同。當過中方董事長的趙仁榮講得很清楚：喜來登有成熟的營銷資源和國際渠道，華亭一開業(yè)，就能順利進入國際市場。
做生意的算盤，顯然還是上海人打得更精。
1988年6月的《外國經濟與管理》登了篇學術論文，華亭成了好榜樣：“由于中外雙方合作得很好，企業(yè)在1987年營業(yè)利潤達到一億多元人民幣，平均每個員工創(chuàng)匯2萬美元。”
上海“老法師”的算盤，豈能只用錢來衡量。他們不僅看中了喜來登的渠道，也看中了它的管理經驗，它管理下的華亭，就是全上海最好的現代酒店人才培訓中心。
在華亭，有全套的操作流程，細致到每個崗位的標準動作，有全上海酒店業(yè)第一本員工手冊，做錯什么、怎么處罰，寫得清清楚楚。它的首批2000多名員工人才輩出，給全國輸送了200多部門經理，超過70位酒店總經理。
有位外資酒店經理回憶過一個細節(jié)，她在面試一位客房保潔時，問了一句：“儂老早是撒酒店冊來額？”
只見對面的阿姨不卑不亢，只是腰板筆直說了五個字：“吾是華亭額！”
有這樣的底氣，華亭可以在1992年賣360元一桌的婚宴，10塊錢一罐的可樂。在華亭吃一頓年夜飯，需要從中秋節(jié)開始預訂。但上海人不在意——只要走進華亭大堂，就是朋友里最老卵的那個人。
華亭的春風一吹十多年，斯皮爾伯格、基辛格乘風而來，又興盡而歸，直吹到新世紀的門檻，才被一座高山擋住。
這就是1998年落成的上海波特曼麗思卡爾頓。挾上海商城之威，它不僅轟動了靜安寺與南京路，也轟動了全上海。從世紀之交開始，波特曼麗思卡爾頓就是滬上名媛的打卡圣地，唯一有區(qū)別的是，那個時代的名媛既不拼團，也不拍照。
對于上海乃至中國酒店業(yè)，波特曼麗思卡爾頓的意義更在于它的客房布局。進門左轉衛(wèi)生間、右手衣帽架、獨立淋浴間而非浴缸上加個花灑、2米大床正對電視、電視側辦公桌、床側單人沙發(fā)……這個聽著熟悉的客房布局，就是日后國內四五星級酒店的樣板間。
但一山更有一山高，一年之后，金茂凱悅拔地而起。它一出生就身背“三高紀錄”：憑著全球最高的酒店、全球最高的大堂、全球最高的中庭，凱悅一舉成為世界酒店業(yè)的新貴。
2000年前后，上海出現了一批真正的國際大牌五星級酒店，它們在硬件上基本追平了國際水準。包括波特曼麗思卡爾頓、浦東香格里拉、金茂凱悅、浦西四季、以及稍晚的瑞吉紅塔和明天廣場JW萬豪。
除了香格里拉，其余品牌都是第一次進入中國大陸。老外敢于接二連三搶灘上海，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上海正成為中國的金融商業(yè)之都，而外企又是最活躍的成員。
1999年遠非昔比，用“在華辦事處”和“首席代表”試水生意的玩法成了昨日黃花，會說中文的新加坡人和香港人取代了歐美高管。
蘇州的高新區(qū)向APEC成員國開放，新名字叫作亞太科技工業(yè)園?；ㄆ煦y行的中國區(qū)總部從香港搬到了上海。施耐德電氣在上海的業(yè)務架構，能頂得上第二總部。在通用電氣，有位副總裁學會了一句詩詞，得意洋洋地在同僚中傳播。那句詩叫作：“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幾乎所有跨國大企業(yè)的董事長，都認定中國有全世界最大的市場，而上海就是他們登陸中國的第一站。
商業(yè)活動的加持，讓頂級酒店的繁盛成為必然。也正是靠這些酒店，上海在1999年底氣十足地舉辦了財富論壇，又在兩年后召開了APEC會議。
越來越多的新元素被納入上海的頂級酒店，大面寬的客房、專職管家、女性樓層、更大的開窗面積、同時配備單雙人沙發(fā)、最大尺寸的浴室空間、不再一片空白的床頭背景墻、包含有氧和無氧運動設施的健身房……上海不只擁有國際大牌，還成為了整個行業(yè)的試驗場。
2004年，F1世界錦標賽在上海舉辦，十多支財大氣粗的車隊吃過見過，但上海的頂級酒店早已嚴陣以待，從行政酒廊到客房服務不輸半招。何況除了錢場，車手們還能得到人場——四季酒店的大堂門外，等待舒馬赫的車迷從來就沒散過。
從表面上看，上海在頂級酒店的商業(yè)化上引領全國。但從更大的格局上看，誰能站上中國高端酒店的業(yè)態(tài)頂端，卻是個很難下定義的問題。
2006年的北京，西城金融街一口氣開出了三家重磅酒店，洲際、威斯汀和麗思卡爾頓。整齊劃一地走了高端商務路線——它們的客群是過來交材料，排隊等過會的IPO董監(jiān)高。
給一群心急火燎的老板安排圓浴缸和度假泳池，顯然不是什么好選擇。
金融街的特定消費場景，只能催生局部行情。到2008年，北京才迎來了真正的大陣仗。
這一年，希爾頓在王府井開出了新店。比起地段，更引人矚目的是它的房型。13米的長度，讓希爾頓擁有了頂級酒店中最長的標間，因此能輕松布局一個希爾頓品牌罕見的步入式衣帽間。
在08年的奧運獻禮熱中，希爾頓只是一朵不大不小的煙花。柏悅、瑜舍和頤和安縵，才是當之無愧的“奧運年三杰”。立在房間中央的盥洗臺、全落地玻璃包圍的更衣間，敞入房間的浴缸……設計師們似乎一下子開了竅，爭先恐后地搞顛覆。
但你想不到頂級酒店的設計改善，有時候還和制造業(yè)有關系。因為京東方的大舉擴產，面板行業(yè)打起了價格戰(zhàn)，這又引發(fā)了平板電視的降價普及。礙事的電視柜從此消失不見，床前空間一下子寬裕。從那開始，設計師們才有了更充分的空間，去施展他們的想象力。
比設計師更奔放的，則是那些酒店品牌背后的集團，資本開路，品牌升級，每個可以容納頂級酒店的城市，都成了拍賣式投資和軟硬件靈感的競技場。
2010年，柏悅保持了兩年的京城最高紀錄，被國貿大飯店打破。2012年，四季酒店開在了凱賓斯基身旁，用蝴蝶幽谷一樣的中庭，拿下無數女士芳心。2013年是預備了紅絲睡袍的康萊德，以及馬斯克住過的怡亨。2014年是北京華爾道夫和北京瑰麗，前者的客房用了烤漆墻面，后者則是老樹新花——京廣中心丟掉“京城第一高”很多年，又重新成了網紅新陣地。在下午三點的瑰麗大堂吧，總能看見先團購、再拍照，最后把椅子P歪的下午茶愛好者。
在深圳，瑞吉在2011年搶走了當時第一高樓京基100的最頂端，每上一層，樓層面積就小一圈，房型之多也堪稱一絕。但據說企業(yè)高管們不太喜歡，因為“沒有進步空間”。相反的例子是2013年入駐廣州的文華東方，有些房型室內有根柱子，反倒很討喜，因為諧音“靠得住”。
最近的十年里，頂級酒店在北上廣百花齊放，在三亞海灣跑馬圈地，也絕不放過成都武漢這些新一線城市。以至于只有最有實力和興趣的酒店愛好者，才有余力去試驗北京璞瑄、前門MO、寶格麗的特色。
要在中國八大菜系里準確地評出誰是頭名，幾乎是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要在中國700多家五星酒店里選一個冠軍，同樣困難重重。
最大的困難，是沒有標準。
很多時候，價格當然可以代表品質。但你很難因此斷定，6萬一夜的北京瑞吉總統套房，就要比10萬一夜的其他品牌差。至少奧巴馬和特朗普不這么看，他們的訪華之旅，都默契地選擇了瑞吉——安縵是東南亞品牌，寶格麗來自歐洲，不管價格有多貴，血統上都不能代表美國總統。
歷史沉淀當然可以拿來說事，卻也很容易陷入大牌誤區(qū)。比如王府飯店改成了王府半島酒店，并在2006年重新裝修。但裝修改變不了客房格局，早年的建筑結構決定了客房的尺寸。31平方米的面積放在30年前，是國內最好的客房，放在今天只能達到準四星的標準。在一眾半島品牌里，怎么看都是最局促的那個。
所以老五星們無論怎么努力，終究趕不上新貴們的硬件。這不是掉隊，而是行業(yè)演進的必然。
服務品質和特色，自然也是重要參考因素。比如半島的RR車隊，比如獨有的餐飲——侯新慶主廚江南灶，南京香格里拉就因此獨領風騷。李嘉誠東方廣場下面的東方君悅，除了門口的大噴水池，招牌還有“北京最好吃的烤鴨”。但只憑服務員的無微不至和菜品好吃，顯然也沒有斬釘截鐵的說服力。
更不堪提的是，在頂級酒店的江湖里，你幾乎看不到本土品牌的身影。
英國品牌評估機構“品牌金融”（Brand Finance）發(fā)布2022年度“全球酒店品牌價值50強”榜單，排在前50的品牌有4個中國牌子：僅總部在中國香港的香格里拉名列第7位，錦江、漢庭和全季，分列28位、33位和40位，但主打都是經濟型。
如果你仔細看，會發(fā)現所有的頂級酒店品牌都屬于外國集團。嘉道理家族、喜達屋、萬豪、希爾頓、香格里拉……本質上，這些集團在輸出資本的同時，也在輸出自己的經驗和模式，一邊自己圈地收租，一邊賺走中國業(yè)主的錢。
2022年，上海華亭賓館發(fā)布公告，宣布從2月16日起開始歇業(yè)。從此之后，江湖再無華亭，只剩下這家酒店的傳說。很多上海人自發(fā)來到華亭，吃一頓飯，住一夜房，用已經可以負擔的消費，去陪伴這家酒店最后的日子。
他們也可能在紀念一段歲月，一段商業(yè)漸起，蒸蒸日上的歲月。
從建國飯店開始，四十年過去了，跟時間一起走過的，是一個更加昌盛的商業(yè)中國，在頂級酒店的映照下，紫禁之巔依然肅穆，浦江之濱繼續(xù)風光，白云山下更加快活。
關于誰才是中國頂級酒店的王者，爭論或許還會持續(xù)很多年。幾時能擁有本土頂級酒店品牌，最可靠的預測，或許是“后人自有后人福”，或許是當中國消費者不用再去追隨誰，不用再向世界證明什么才是奢華。
迎來那一刻的奧秘，既握在你我的手里，也藏在你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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