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當時不僅武器裝備落后，制空權也被美帝控制，很多時候通訊所使用的設備是靠繳獲的日軍和國民黨軍隊的通訊設備。電話線也主要依靠電話兵人工布線。”
人工布線，很多時候意味著豁出命。
在上甘嶺戰(zhàn)役中，牛保才在線路巡線過程中被敵人炸斷了腿。
當時為了最快接通線路，牛保才全力爬到電線斷線處，先是用牙齒咬住一根線頭，再用手拽住另外一根線頭，用自己竭力抻開的身體充當了缺失的那一段電話線，使得通訊線路在3分鐘內實現(xiàn)打通，也為指揮所下達反擊命令創(chuàng)造了最寶貴的時間。
但，這也是牛保才生命中最后的3分鐘。
很多人看完《長津湖》電影后記憶猶新的是這一個片段：
無論多危險，最先被保護起來的就是無線電設備和編譯員。
因為每一個關鍵命令的傳達，都離不開這些設備，和時刻守衛(wèi)在無線電旁的人。
1950年11月26日早上10點，在長津湖戰(zhàn)役前一天，志愿軍第20軍軍部報話隊1臺臺長吳昌業(yè)，在搜索9兵團無線電頻率的時候突然收到一個電報，這讓他立刻緊張了起來。來不及請示領導，他急忙把信息抄錄下來。
用通訊密語翻譯出來后，這個報文只有十幾個字：攻美陸一師戰(zhàn)斗改為27日傍晚發(fā)起戰(zhàn)斗。
他第一時間把電報送到了報話隊隊長吳賀民手中，吳賀民看了電報的第一個反應是，事關重大，萬分緊急。
吳賀民馬上要求所有電臺對準9兵團的頻率核實電報的準確性。
因為無線電通訊受電離層影響，電離層隨著日照和氣候的變化，每日早晚都有不同程度的波動。在波動時間里，干擾信號最大。
在所有電臺都努力搜尋9兵團的無線電信號時，怎么也捕捉不到了。
在各師團蓄勢待發(fā)的關鍵時間段，這樣的信息是萬萬不能出錯的。
冬日里四面漏風的小防空洞里，吳昌業(yè)緊張的一頭汗，恨不得把頭“鉆”到機器里，想再次找到可以確認的信號。終于，信號被再次搜索到，而且大家得到的信息都一樣，吳昌業(yè)的電文終于得到了證實，并立即傳達到了各部隊。
當天晚上，吳賀民專門拿出了珍藏了多日的老酒，和吳昌業(yè)喝了幾杯。他們感慨，這個信息如果沒有及時傳遞出去，后果將不堪設想。
11月27日，長津湖戰(zhàn)役打響前的這個白天。
第38軍第113師以關閉無線電方式日夜兼程趕到70公里外的三所里，立即架起無線電報話機與志愿軍司令部電臺聯(lián)絡。
線路接通時，他們就向志愿軍司令部發(fā)了3條暗語。
彭德懷看到后，斷定截斷敵退路是這次戰(zhàn)役獲勝的關鍵，于是采取了越級指揮的果斷措施，要求第113師堅決截斷敵退路。
隨即，志愿軍司令部與第38軍軍部通報了情況，并要求軍主力迅速向第113師靠攏，通信聯(lián)絡也只用了幾分鐘。
后來，解方在總結這次戰(zhàn)役經驗時說：從指揮意義上講，無線電信號通信（又叫無線電暗語通信）起了重要作用。
戰(zhàn)地的無線通信，靠的是步談機和天線。但當表面陣地被敵人占領時，天線的架設就非常困難。
抗美援朝戰(zhàn)爭打到第三年時，夏日某一天，第39軍一個班的戰(zhàn)斗人員被圍困在坑道內，后面部隊以為坑道內沒有志愿軍的人，不準備奪取該陣地。
但退守在坑道里的這個班有1部步談機，正當大家情緒低落，喪失突圍的信心時，步談機員徐福才正在想辦法與部隊聯(lián)絡。
經過多次嘗試，他將天線埋入地下，與外界恢復了聯(lián)絡。增援來的部隊依托坑道與敵反復爭奪8晝夜，最終奪回陣地，救出被困人員。
這個官兵自創(chuàng)的埋地天線，極大緩解了戰(zhàn)地架設天線這一問題。
史料稱，抗美援朝戰(zhàn)爭爆發(fā)后，朝鮮前線人民志愿軍對軍用無線電通訊設備的需求十分緊急且緊迫，黨中央積極調動全國國內12家軍工電子企業(yè)以及4000多名技術員工不分晝夜地研制生產了幾款適合朝鮮戰(zhàn)場使用的通訊設備。
主要包括：
天津無線電廠生產的91型100瓦短波電臺（裝備到軍師之間）；
天津無線電廠生產的81型15瓦短波電臺（裝備到師團之間）；
南京無線電廠生產的71型2瓦報話機（裝備到團營之間）；
天津無線電廠生產的702型超短波報話機（裝備到營連之間）。
上述設備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戰(zhàn)術電臺系列。
電影《英雄兒女》中王成背的就是由南京無線電廠生產的71型報話機。
這種報話機盡管照片上看起來又笨重又原始，但在抗美援朝期間，屬于體積小、重量輕、功率大、使用方便的設備，深受前線部隊的歡迎。
如果使用大型天波，或配以長度適當?shù)呐紭O子天線、在傳播條件良好時可進行更遠距離的通信。通過組網技術和組織?？梢栽诟鞔蟮木嚯x和區(qū)域內互聯(lián)互通。
最值得一提的是，71型兩瓦報話機的所有電子元件，包括直流電子管和晶體振蕩器，全部是我國自主研制、生產的。
1950年7月，一個叫陳敬熊的年輕人從上海交通大學電信研究所畢業(yè)。一個月后，他從華東郵電管理局被調往北京郵電部電信科學研究所，從事通訊天線設計。
就是這個年輕人，在中國人民志愿軍進行抗美援朝作戰(zhàn)時，為了解決部隊坑道戰(zhàn)時通訊問題，與同事們一起承擔了地表面波傳播及架于貼近地面或埋入地下軍用短波天線的研究工作。
為了驗證理論推導的正確性，陳敬熊與同事一起進行了大量的實驗驗證。通過不懈的努力，他解決了戰(zhàn)時天線的輸入阻抗及傳播常數(shù)的計算等一系列關鍵問題，并發(fā)表了論文《地面波的傳播》。
抗美援朝戰(zhàn)后，1957年陳敬熊和李桂生合作完成了《架于地面附近天線性能的研究》論文，這項成果從理論分析入手并經試驗核實，進一步解決了通訊天線的關鍵問題。
他們推導出的創(chuàng)新性計算公式，為軍用通訊天線設計提供了理論依據(jù)，也為部隊正確使用短波線天線提供了理論指導。
1950年，另一個年輕人從清華大學提前畢業(yè)分配到天津電工二廠，因生產抗美援朝軍用電臺需要派人去前線實時維修，這個年輕人以一個“意外方式”參加了中國人民志愿軍。
他就是ICT圈人人熟知的通信業(yè)前輩李進良。
在前線，與8個通信兵一起搭建的草棚子里，李進良總計一共維修了一千多部各種各樣的電臺，最多的是702步談機，其次是2瓦短波電臺，第三是15瓦收發(fā)報話機及其前身101、E29、E27，此外，還有零零星星的BC1000等美軍電臺。
“抗美援朝期間我國自主研發(fā)制造的無線電通訊設備，在通信效果上并不比美國差，屬同一個量級，甚至702步談機比美軍同類電臺BC-322還要好用。”他回憶說。
但因為數(shù)量少，第一批志愿軍入朝時，營以上的還無法用上這些設備。
后來，國內的工廠很快開發(fā)生產提供了步談機，而且通信兵部陳太一也發(fā)明了一個高招，把有線電話用的被覆線剪5、6米一段接到天線口，把線甩到坑道口外，竟能重新聯(lián)絡上，可以趁敵人來襲時用隱秘方式呼叫各坑道埋伏人員一起攻敵。
事實上，到1951年下半年，志愿軍的通信短板也很快得到彌補。
在抗美援朝后期，中美戰(zhàn)術通信水平都屬調幅/調頻電臺這一同量級情況下，中國的步談機、七一、八一與九一等系列戰(zhàn)術電臺從無到有，從有到批量生產，極大強化了志愿軍的戰(zhàn)地通信能力。
如今，援朝戰(zhàn)地通信的英雄和幕后勞動者很多都已犧牲或者離世。在官方統(tǒng)計中，抗美援朝志愿軍中通信兵涌現(xiàn)出三等功以上功臣3000余人，其中一等功以上英模78人。
其中很多人的名字被鐫刻在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那面由138塊黑色花崗巖組成的“烈士英名墻”上。
一段援朝戰(zhàn)，半部通信史。
唯有不畏艱難、勇往直前的精神，一直激勵著后世的人們：
和平靠實力，自強靠堅持。
史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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