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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文

在今天，試圖用幾十萬字，而非幾百萬字描繪人類文明史，是需要勇氣的。我這么講，不僅因為在研究大尺度歷史方面，市面上已經(jīng)有了《全球通史》、《歷史研究》這樣的優(yōu)秀著作，還因為人類文明史的寫作，需要考古、科學史、科學哲學、技術史、經(jīng)濟史、藝術史、建筑史和政治史等多方面的積累。如果說“一本大書就是一個災難”，那么作者的“偏科”將會讓它萬劫不復。

著史需史才、史學和史識。吳軍博士的史才，我們在《浪潮之巔》中已經(jīng)領略；他在不同文化、不同機構下科研工作的積累，加上他長期游歷歐美實地考察，也賦予了他難得的史料厚度和相關知識底蘊；從科學家向投資家身份的成功轉型，使得他常常能道出超越同儕的見識。這些獨特條件，確保了他能以一人之力，從浩瀚的原材料中，合理選擇片段，拼成一幅文明之光的拼圖。

用如此短的篇幅，概述如此恢弘的文明畫卷，那么這幅拼圖必然是寫意的、散點透視的。在我看來，貫穿全書的“意”有三：一、進化觀點；二、科技—資本黃金組合；三、反英雄史觀。

進化觀點我們不陌生，作為一名科學家出身的作者，采用這種觀點著史很自然。不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有人把這一生物學觀點推廣到了社會領域，這就有些跑題了，也是不符合科學精神的。本質上，進化觀點恰恰是反對所謂歷史規(guī)律的，連達爾文自己也說，他提出進化論的靈感來自于偶然閱讀馬爾薩斯的著作，生物的突變過程更是具有很大偶然性，并且從價值判斷上，存活下來的不一定更“好”，僅僅是更“適”而已。小例子如英文鍵盤的排列，今天我們知道，它絕非效率最好的排列，只不過歷史的偶然讓它變成這樣，即便有人發(fā)明一種更“好”的鍵盤，也不會有生命力。在本書中，采納偶然性解釋的案例很多，比如說日本是個島國，原材料相對缺乏，因此制作任何東西都必須精益求精，否則會被認為是浪費財物；在討論荷蘭和英國為何超過葡萄牙西班牙時，認為正是這兩個國家不利的地理、氣候條件（上天給的偶然因素），決定了他們只能靠工商業(yè)致富。

平心接納了這種偶然性，我們就不難理解吳軍博士為何單開一章講述“人造的奇跡— 瓷器”。普通的史書不會給單件發(fā)明如此多的篇幅，即便硬要寫一件，一般作者也會選擇傳播思想的印刷術（造紙術），而非瓷器。瓷器是無名工匠偶然的發(fā)明；其技術進步與美學觀點變遷，是人類多文明融合演進的絕佳樣本；西方國家利用現(xiàn)代分析方法，在市場上超越東方的“手藝”，又是科學技術威力的明證；市場利潤因素推動歐洲工匠孜孜不倦尋找制瓷秘訣，從一個側面解釋了近500 年歐美領先全球的原因。說到利潤，由于儒家講“士農(nóng)工商”，再加上經(jīng)典作家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國人羞于談“利”，認為它總是與“自私”掛鉤，狠斗私字一閃念。其實亞當·斯密《國富論》推導的是“自利”（selfinterest，而非自私selfish）導致利他的過程。長期來看，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源動力不外乎3個G：God, Gold, Glory。古希臘人的科學藝術，為的是 Glory，很多研究沒什么直接應用價值，情懷令人贊嘆，但對其他文明的可復制性就不容樂觀；中世紀時伊斯蘭教大擴張，靠的是God 給予的強悍動力，但馬放南山之時，就是這個文明衰微之始；縱觀人類2000年來的歷史，只有Gold 代表的利潤因素，才是超越一切民族和文化的普適動力。吳軍博士以科技-資本的組合，解釋瓷器的演變；解釋歐洲的大航海為什么能夠持續(xù)，而中國航海在鄭和之后就戛然而止；解釋為何荷英資本主義模式成為世界主流；解釋歷次工業(yè)革命的起源。這是全書第二個“意”。

反英雄史觀是吳軍博士這套書的第三個“意”，在書的前半部分，貫徹得比較徹底，如對古埃及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無名創(chuàng)造者的敬意、對法老、亞歷山大大帝、屋大維和蒙古人赫赫武功的輕描淡寫，第一冊的目錄中，只出現(xiàn)了漢謨拉比一個人名；但到書的后半部分，史觀有些動搖。我非常理解作者操作上的難處：一來，人都是喜歡聽故事的，故事的主人公沒個名字，確實很難提高可讀性；二來由于人類科學技術往精深發(fā)展，研究變成了一種專業(yè)，做出重大發(fā)現(xiàn)的基礎是高等數(shù)學工具和復雜昂貴的實驗，而非生活常識，像歷史上那種普通工匠偶然做出劃時代發(fā)現(xiàn)的情形越來越少。不過還好，作者在細微之處還是做出了一些調(diào)整，如在講美國時，把富蘭克林放在杰弗遜、華盛頓前面，并且把富蘭克林首先定義為一個科學家。不僅如此，因為吳軍博士本人就是一名優(yōu)秀的科學家，所以在浩如煙海的科學家、發(fā)明家中選擇時，也有他獨到的眼光。他在行文中，對富蘭克林、愛迪生、焦耳、史蒂芬森、奧本海默等既懂科學發(fā)明又懂經(jīng)營管理的人，表現(xiàn)出格外的敬意。這與作者在硅谷的工作經(jīng)歷密不可分，同時也提醒我們：近代以來，荷英開創(chuàng)的經(jīng)濟體系席卷全球，脫離具體商業(yè)模式的“發(fā)明”、“創(chuàng)新”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必然不可持續(xù)。

說到荷英體系，我想起讀吳軍博士《浪潮之巔》一書時的經(jīng)歷。在那本講IT 業(yè)興衰的書中，他花了相當大的篇幅論述風險投資對IT 業(yè)的作用。乍看起來有些跑題，但仔細一追溯技術發(fā)展的動力，“資本”這個土得掉渣的詞兒，正是那些很酷的網(wǎng)絡創(chuàng)新背后的真正推手。這讓我想到了萬科的經(jīng)歷，萬科1988年股份化改造，1991年上市，是深市“老五家”之一，萬科三十周年之際回頭看，若不是當年借助了資本市場的神奇力量，在一個資金密集型的行業(yè)中，我們根本無法走到今天。

以上是閱讀《文明之光》后一點拉雜的感想。對于文明史這一題材，缺的不是原材料，而是快刀斬亂麻的勇氣和見他人所未見的眼光。誠然，史料的摘選見仁見智，我也并非完全同意吳軍博士書中的每一個觀點，但格外欣賞他駕馭這個題材的勇氣。在繼承前人成果基礎上，敢于嘗試，敢于立新，不僅是從事學術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一個國家、一個企業(yè)自我顛覆的動力所在。（文/王石 萬科企業(y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