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N號房”主嫌犯趙主彬
疫情重災區(qū)的韓國，又爆出令人發(fā)指的“N號房事件”。
3月22日，一位網(wǎng)名為“博士”男子被韓國警方拘捕，揭開了“N號房事件”背后的黑暗。
據(jù)韓國警方報道，從2018年開始，一些嫌犯通過社交平臺軟件建立多個秘密聊天房間，將被威脅的女性（包括未成年人）作為性奴役的對象，并在房間內共享非法拍攝的性視頻和照片的案件，并收取費用。
截止2020年3月22日，受害者達到74人，包括16名未成年女孩，最小的才11歲。
除了手段殘忍之外，“N號房”會員人數(shù)之多更讓人震驚，據(jù)韓國警方稱“N號房”的會員約有26萬人。
據(jù)韓國《中央日報》報道，“N號房”是由網(wǎng)名為“GodGod”的網(wǎng)友在2019年創(chuàng)建，隨后名為“Watchman”接手一段時間。這些聊天室都是以數(shù)字編號命名，因此被統(tǒng)稱為“N號房”。
“N號房”是實行收費制。據(jù)新京報報道，聊天室價格會根據(jù)內容等級來設定，最高入場費約為150萬韓元（約8400元），通過加密貨幣進行交易。此外還有一些房間必須要求會員拍攝、分享類似性剝削內容，才能獲得入場資格。
2019年9月，趙主彬（音譯）成為“N號房”新的運營者，他的昵稱為“博士”，“博士房”也是他運營的房間稱號。
“博士房”更為殘忍，反人類。據(jù)韓國媒體報道，“博士”會要求受害者用刀子在身上刻下“奴隸”或“博士”的字樣等，從而證明是自己的“作品”。此外還有未成年的藝人也成為他迫害的對象。
據(jù)韓國警方披露，趙主彬的作案手法主要是先引誘后威脅最后實現(xiàn)非法交易。他多以發(fā)布兼職零工的名義，高薪引誘受害者，在獲取受害者信息后便開始一步步威脅，強迫對方拍攝性剝削視頻，并在“博士房”里售賣。
一位匿名受害者在接受采訪中稱，由于生活費方面嚴重不足，誤信了趙主彬成為了受害者。
趙主彬的所作所為令人發(fā)指，如今這個惡魔也終于落入法網(wǎng)。3月22日，警方拘捕了趙主彬。
由于請愿人數(shù)眾多，3月25日趙主彬被公開示眾，成為韓國首個因性犯罪被公開示眾的犯罪人員。面對記者提問，趙主斌表示：“向所有被我傷害的人表示衷心道歉，感謝讓我停下無法自拔的惡魔人生。”
據(jù)了解，趙主彬2014年考入大學進修信息通信專業(yè)，在校時學習成績一直很好，還多次獲得獎學金。
“N號房”事件引發(fā)了韓國輿論的震怒。韓國總統(tǒng)文在寅也在3月23日就“N號房”事件表示，此案是踐踏受害者的犯罪行為，指示警方徹查案件讓所有犯罪分子得到應有的懲罰。文在寅還承諾：
政府將刪除所有涉案視頻，并為受害者提供法律、醫(yī)療等所需支援。文在寅指示，警方應認識到此案的嚴重性，對涉案人員進行徹底調查，對犯罪分子嚴懲不貸。如有必要，警察廳組建特別專項調查組，政府也要制定杜絕網(wǎng)絡性犯罪的根本對策。
目前韓國警方已抓捕三位“N號房”的運營者，另外兩名“WatchMan”(全某，38歲）和“Kelly”(申某，32歲)都已經(jīng)被判刑，而“N號房”的創(chuàng)始人“GodGod”至今未知。
而在這一事件中，技術進步所帶來的新型犯罪，也令世人警醒。
據(jù)了解，趙主彬利用了Telegram軟件的加密性，召集大量非法會員，并對每名會員收取價值25萬至150萬韓元不等的比特幣作為會員費用。
公開資料顯示，Telegram在全球具有較高知名度，聊天記錄不支持服務器保留，支持設定聊天記錄定時銷毀，支持一鍵刪除賬號，刪除賬戶之后，所有資料也都一并銷毀。
基于這樣的隱私性，“N號房”得以在群體之間肆無忌憚地傳播。值得注意的是，在事件爆光之后，韓國警方向Telegram方面發(fā)送了刪除非法視頻的請求，以及獲取相關非法視頻上傳者的個人信息的請求，但對方刪除了非法視頻后就再無回復。
近年來，從快播王欣拋出的“技術無罪論”，再到AI換臉所引發(fā)的一系列風波，技術在給人們生活帶來便利的同時，平臺管理者的“無為而治”，以及相關法律法規(guī)的缺失，正讓這類新技術平臺成為罪犯的沃土。
如何有效杜絕利用新技術犯罪，也正成為一個新的社會研究話題。
如一些媒體所指出的，“N號房事件”再次凸顯韓國男性群體之間存在已久的“厭女癥”情節(jié)。
厭女癥最突出的表現(xiàn)之一，就是對女性化、女性傾向以及一切與女性相關的事物和意義的厭惡。
根據(jù)韓國女性政策研究院最新發(fā)布的一項調查，51.3%的20-29歲韓國男性“積極反對女權主義”，僅有4.1%表示積極支持，足以看出“厭女癥”思想在韓國已深入骨髓。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韓國經(jīng)濟騰飛，許多男性擁有穩(wěn)定且優(yōu)渥的工作，一個人就能負擔起整個家庭，大男子主義盛行。在東亞儒家文化影響下，韓國女性一直保持著賢惠淑良的東方女性形象，在家里扮演著相夫教子的角色，彼時韓國社會男女關系還處于較為“和諧”的狀態(tài)。
然而，隨著九十年代末期亞洲金融危機爆發(fā)，經(jīng)濟環(huán)境不景氣，很多男性丟掉了飯碗，一人養(yǎng)家的模式逐步瓦解，男性的“家長地位”受到挑戰(zhàn)，家庭也隨時處在崩解的邊緣。另一方面，隨著更多女性參與經(jīng)濟生活，男性不得不與之爭搶飯碗，韓國社會男女之間微妙的平衡被打破，異性關系由此走向撕裂狀態(tài)。
由于大男子主義思想的固化，多數(shù)女性在職場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譬如被排斥、被無故解雇等，一些女性開始呼吁政府和社會反對性別歧視，女權主義苗頭漸盛。
2001年，韓國憲法撤銷了自1961年起實施的對退役男性在公務員考試、企業(yè)面試等考試中給予5%加分的規(guī)定，加劇了男性的就業(yè)壓力，部分男性便將不滿情緒撒向呼吁取消加分制度的女權主義者，“厭女癥”就此埋下。
此后，在一系列政策層面，韓國的相關資源開始向女性傾斜，譬如生理期休假制度、廢除戶主制度等，更加深了男性對女性的“仇視”。
在這種社會背景下，韓國性騷擾事件頻發(fā)，鄭多彬、張紫妍等女明星因相關事件相繼自殺，震蕩著整個韓國社會。明星尚且如此，普通女性群體的生存環(huán)境之惡劣可見一斑。
2016年，首爾郊區(qū)江南地區(qū)的一個地鐵站附近，發(fā)生一起年輕女子被殺的惡性事件，這一事件掀起了韓國女性反對性騷擾、反對偷拍等一系列的Me Too運動，女權主義的浪潮更加興盛。
據(jù)《韓國先驅報》一項民意調查顯示，韓國20至30歲男性中，超過76%的人持“反對女權主義”觀點。他們認為，女權主義已經(jīng)變得扭曲，演變成一種性別歧視和仇恨。
與此同時，韓國政府制定一系列針對女性的就業(yè)優(yōu)待機制，男女職場競爭日趨激烈，男性群體陷入長期焦慮狀態(tài)。
譬如，2017年11月，韓國性別平等部門公布一項5年計劃來擴大女性在政府部門、政府企業(yè)和公共學校的就業(yè)機會，這一政策加劇了男性對就業(yè)的恐慌心理。
在不少韓國年輕男性眼中，上一輩人（母親）犧牲了很多，才換來家庭關系的延續(xù)，從心底還是比較尊重她們。但和他們一樣年紀的女性，正在經(jīng)濟活動、話語權等各方面向他們發(fā)起挑戰(zhàn)，甚至許多年輕男性認為如今掌權的是女性。
韓國暢銷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描繪了韓國女性在生活中遭遇到的種種不公平待遇，引發(fā)韓國女性群體強烈共鳴。在此后改編而成的影視作品中，男性與女性對這部電影的解讀趨于兩極化，有男網(wǎng)友留言稱這是“一場被害妄想癥的狂歡”，而飾演金智英的鄭裕美遭到了瘋狂圍攻。
諸如此類言論或事件，都將韓國男女雙方的關系推向深淵，“厭女癥”就像文化一樣，已經(jīng)深深根植于韓國民眾的身體之中。在他們眼中，女性只不過是物化的對象，遭受羞辱、性騷擾甚至是強奸，只要不是自己的親人，都可以做冷漠的旁觀者，甚至是暴力的參與者。
在此次“N號房”事件中，一位韓國男性留言道：“我又沒有犯罪，我只是正當?shù)母顿M觀看了成人內容，這難道是錯誤的嗎？比起處罰N號房的參與者，更應該從上傳自己身體視頻的淫婦們開始處罰。如果她們不上傳視頻，就不會有26萬受害者了，她們的錯更大。”
可以說，這種毫無廉恥、毫無同理之心，不止將人性之惡發(fā)揮到了極致，也代表了一代“厭女癥”患者的普遍想法。
至今，韓國仍在男權主義與女權主義之間劇烈撕扯，女性群體如何才能免受諸多毫無根據(jù)的傷害，與男性站到一個平等的地位上“對話”，相信也不止是韓國社會所應深思及化解的癥結。
參考資料：
1、《韓國N號房嫌犯公開謝罪：感謝制止我無法自拔的惡魔生活》；新京報
2、《主謀當眾謝罪，韓國“ N號房”案情被深挖：受害者中還有十多歲藝人》：環(huán)球時報
3、N號房案件：
https://baike.baidu.com/item/N%E5%8F%B7%E6%88%BF%E6%A1%88%E4%BB%B6/24628616fromtitle=n%E5%8F%B7%E6%88%BF%E4%BA%8B%E4%BB%B6&fromid=24628638&fr=aladdin；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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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可怕太恐怖了，頭皮發(fā)麻，脊背發(fā)涼
女性要更強大，形成壓倒性優(yōu)勢，不僅是智力能力學習力等方面，還得是體力方面，足夠保護好自己
就是以前生活的太優(yōu)渥了接受不了現(xiàn)實的改變，
這么小的國家，這么容易出變態(tài)么
??
奇葩的想法
為什么這些民主制國家存在這么可怕且明顯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