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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在超市兼職貨物分揀近一個月的常良平，告別了“共享員工”的身份，回到了他往日工作的北京某連鎖餐館。
“今年我們的原計劃是春節(jié)期間不打烊，還預訂了十幾桌年夜飯。”但疫情爆發(fā)讓這一切假設都發(fā)生了改變，“年夜飯后，所有員工進行輪崗休息，我是北京本地人，所以從初一開始上班，初八其他員工返回，我再放假。”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常良平沒有等到那些“其他員工”，自己也開始遙遙無期的等待，“以前上班的時候會盼著休息，沒想到休息真的來了，反倒不適應了。”
這個特殊的春節(jié)假期里，餐飲行業(yè)一大批成熟勞動力不得不賦閑在家，無法開工讓行業(yè)壓力巨大。而常良平這些員工也著急工作賺錢。據《深網》了解，服務業(yè)員工收入大致分為基本工資加提成或獎金，在家休息期間，往往占收入大頭的提成或獎金不再發(fā)放，基本工資往往也按照七成進行發(fā)放。
一邊是海水，另一邊卻是火焰，當餐飲、旅游、線下教育行業(yè)沉寂之時，以商超、外賣、電商為代表的行業(yè)卻人手緊張。消費者能意識到的是快遞小哥人手變少，但是意識不到的是分揀員、司機等整個配送鏈條都人手匱乏。
三方一拍即合，阿里巴巴旗下新零售平臺盒馬鮮生宣布聯(lián)合云海肴、西貝等餐飲品牌達成“共享員工”合作，部分員工分別入駐盒馬各地門店，參與打包、分揀、上架、餐飲等工作；隨后，京東7FRESH、阿里本地生活服務公司、蘇寧物流、聯(lián)想集團等公司先后宣布類似計劃。
這僅是“共享員工”的一小部分，據《深網》了解，大部分類似企業(yè)都啟動了共享員工機制，模式分為B2B和B2C兩種模式：B2B模式為用人單位與相關企業(yè)直接簽訂合同，相關單位派出所屬員工進入用人單位協(xié)助工作；B2C模式則為用人單位直接與有合同在身或沒有合同在身的相關員工簽署臨時雇傭合同。
常良平便與一家超市簽了短期用工協(xié)議，“短期合同一天基本工資一百元，加上部分業(yè)績提成，每天收入差不多有兩百多塊。和現(xiàn)在還發(fā)的部分原單位工資收入加起來，整體比原來的工資高出一截，還是比較滿意的。”
員工工資支出是疫情期間很多創(chuàng)業(yè)公司面臨的共同難題。教育創(chuàng)業(yè)公司松鼠AI創(chuàng)始人栗浩洋透露，“全員3.5折工資5個月，最核心高管零工資，一月統(tǒng)一半折。”諾亞財富集團復工后向全體員工發(fā)布了一封全員戰(zhàn)“疫”倡議書，宣布在疫情期間所有員工每月有5個工作日無薪休假，同時三位董事汪靜波、殷哲、章嘉玉主動降薪為0。一家區(qū)塊鏈相關公司內部人士對《深網》表示，在去年年底本因為政策相關紅利宣布全員在今年加薪，但由于疫情原因，創(chuàng)始人宣布直到原來計劃的加薪取消，同時全員工資打3折，不足部分在2020年年底通過年終獎方式補齊。
“以前在南方幾個景區(qū)做導游，基本工資本來就很少，主要靠一些業(yè)務提成維持收入。”在北京一家旅游公司做導游的龍玉泉對《深網》表示，“業(yè)務收入現(xiàn)在肯定是拿不到了，基本月薪一個月才3000元左右，公司還沒發(fā)下來。”
馬黛也在家歇了兩個星期，她是北京某連鎖火鍋店的傳菜員，“餐廳還在營業(yè)，但是根本沒有客人，公司說上班可以開百分之七十的基本工資，不上班休息的只能開一半工資。”不過餐廳通知，上班需要自備口罩以及其他防護用具，馬黛考慮了一下，還是決定在家里繼續(xù)休息。
餐飲業(yè)是明顯的現(xiàn)金流生意，流水大、成本高、時效性強。因為疫情影響，根據恒大研究院發(fā)布的《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分析與政策建議》估算，餐飲零售額在春節(jié)7天內收入只有去年的一半。而餐飲企業(yè)卻仍必須負擔員工工資、鋪面租金等多重支出。賈國龍算過一筆數字，疫情致西貝2萬多員工待業(yè)。
除了為外界熟知的餐飲行業(yè)外，健身私教、美容美發(fā)、洗浴按摩、旅游等更多行業(yè)都存在大量閑置員工。
在某些層面，員工和企業(yè)成為了利益共同體，盡管收入沒有或者降低，但該支出的成本依然存在。馬黛是兩個男孩的母親，“房貸、車貸都要還，疫情一來，必要的生活成本還都在提升。”
以餐飲行業(yè)為代表的服務行業(yè)急需支援，大量的員工無事可做；以生鮮電商為代表的零售平臺們卻陷入了訂單暴漲、無人可用的窘境。
個推大數據顯示，今年春節(jié)期間生鮮類APP的平均日活同比增幅為107.17%。美團買菜北京地區(qū)日均訂單量是節(jié)前的2至3倍，每日優(yōu)鮮除夕至初四期間實收交易額較去年同期增長321%。根據中國連鎖經營協(xié)會的數據顯示，企業(yè)員工返工受限，導致超市等零售企業(yè)的門店營運、物流配送等各方面員工短缺50%以上。
原來的5成員工，面對3倍以上需求。盒馬相關人士對《深網》表示，在共享員工到來之前，一些已經開工的財務甚至是HR等文職人員也都加入了撿貨或配送的隊伍。北京某連鎖超市員工曾鵬飛對《深網》稱自己基本就是連軸轉，“平時收銀，結束了以后還要幫助擺貨盤貨。”
叮咚買菜甚至還發(fā)出號召，希望已經離職的前員工能夠“返聘”。曾鵬飛也對《深網》表示，“公司也要求我們給一些離職但是在京的前員工發(fā)短信，問能不能再次回來工作。”
在此背景下，盒馬最早提出了向暫時歇業(yè)的餐飲企業(yè)“借調”待崗員工的想法。盒馬在知乎上用官方賬號對“如何看待盒馬‘借’500名餐飲企業(yè)員工的操作？相關企業(yè)如何借鑒？”的問題中回答道，今年疫情突襲，公司遭遇了幾個問題：用戶需求激增，大量需求轉移到了線上，不止訂單需求多，每個訂單買的東西也多。按照現(xiàn)有的人員配置，即使開足馬力大家都不休息（很多一線員工從年前至今一直加班），也滿足不了用戶的需求。而為了盡量減少人員流動、減少疫情傳播風險，因此公司不建議讓已經返鄉(xiāng)的員工回來加班。
2月3日，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盒馬鮮生超市公開宣布接納云海肴、青年餐廳（北京）的員工到盒馬各地門店工作，并“喊話”其他餐飲企業(yè)，發(fā)出“招工令”。
隨后，更多相關企業(yè)加入到“共享員工”模式的大潮中。馬黛對《深網》表示，她所在的公司與某國際連鎖超市達成了“人才輸送”計劃。
“當時公司給所有相關員工發(fā)了通知，可以去一家超市做共享員工，我馬上報了名，最簡單的想法就是賺一些錢能夠補貼家用。”在兩家公司共同審核并簽訂合同后，馬黛很快入職了。
“入職前經過了簡單培訓，也對員工進行了審核。以前是傳菜，現(xiàn)在的主要工作是擺貨和補貨。”
常良平也加入了北京另一家本地連鎖超市，主要負責配貨的相關流程，“一天工作七八個小時左右，但具體時間不太固定，主要是卸貨、拆貨以及配貨等工作。”據常良平介紹，在他工作的一個月里，已經成為了該連鎖超市的配貨冠軍。
收入還算不錯，據馬黛介紹，她所在的火鍋店和某國際連鎖超市達成的是用人協(xié)議，“薪水按月發(fā)放，由公司統(tǒng)一結算。”盡管2月份的工資還沒出來，但馬黛對《深網》稱，管理者已經打過招呼，“一定比12月份的工資要高一點。”
配貨冠軍常良平則與該超市簽了短期用工協(xié)議，“短期合同一天基本工資一百元，加上部分一些業(yè)績提成，每天收入差不多有兩百多塊。和現(xiàn)在還發(fā)的原單位工資收入加起來，比以往收入高出一截，還是比較滿意的。”
盡管共享員工已經成為了一種重要模式，但據《深網》了解，大多數共享員工在“幫傭”的公司依然只能承擔“打下手”的角色。以最先采用共享員工模式的盒馬為例，目前盒馬的“共享員工”主要從事店內排面整理、倉庫整理、打包整貨等業(yè)務，而配送員的缺口仍舊很大。
盒馬方面解釋稱，“配送員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崗位，他們需要對門店周邊以及三公里內的環(huán)境，甚至每一棟樓都了解得非常清楚。此外，在上門之后，怎么去接觸顧客，這方面的防疫培訓要比在門店崗位高很多，整個培訓的時間會更長一點。特殊時期，我們選擇集中配送的方式，優(yōu)化路線，提高每一次帶出去的單量，可能會造成配送延期。”
美團外賣工作接近兩年的楊和碩，對附近路線和辦公樓、居民區(qū)位置了如指掌。平時他每日配送單量約為30單，高峰時期能達到40單，新加入的員工很難達到這個數值。
與之類似，京東旗下7FRESH引入的共享員工也都被安排至分揀、擺架等相對容易的工作。但事實上，對于電商平臺來說，用工需求量最大的崗位在疫情期間一定是快遞人員。
和其他崗位相比，快遞、配送人員需要更長的培訓時間以及更高的人員成本。
龍玉泉在朋友圈看到了某電商平臺招聘的物流崗，但僅做了不到三天就選擇了離開，“雖然他們給我安排的是我家周邊十幾個小區(qū)的相關配送工作，但當送起來發(fā)現(xiàn)根本不是這回事，很多地方都要查好久地址才能找到。”龍玉泉選擇離開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公司在三天試用期后，需要他自費配置電動車以及相關的服裝，“覺得成本太高，所以最后我選擇了離職。”
一位京東物流的管理人員對《深網》透露，在疫情爆發(fā)初期，就有一些社會車輛物流公司要免費加入京東物流，“帶人帶車，但考慮到培訓時間太長，以及要和京東各個部門達成默契配合，盲目加人有可能反而會降低效率。”
另一個很難“共享員工”的是制造業(yè)，在離開了物流公司后，龍玉泉曾試圖入職另一家IT制造企業(yè)，但面試并沒有通過，“他們并不招流水線的工人，要的都是一些技術人員。”一位制造業(yè)人士則對《深網》表示，近年來隨著生產自動化水平的提升，技術難度不高的工種都已被機械取代，“很難臨時招人。”
一些入職的共享員工也對《深網》表示，盡管收入得到了一定回報，但安全性仍有一些擔憂，“畢竟現(xiàn)在是疫情期間，去超市兼職有一定安全隱患。”馬黛對《深網》稱，“現(xiàn)在回家以后，都要給自己徹底消毒，然后和家人分房休息。”
一些小型電商平臺和超市也對“共享員工”的模式提出質疑，“感覺企業(yè)與企業(yè)之間的勞務派遣對中小型企業(yè)來說反而沒太大意義，要簽公對公合同，要培訓新員工，成本其實很高。我們首先采用的模式是內部挖潛，讓內部的人力資源得到充分利用，同時召回一些原來離職的員工；其次就是開放社會臨時招聘，與新員工簽訂短期用工合同。”一位連鎖超市經理于涵亮如此對《深網》表示。
共享員工（靈活用工）被認為將是未來勞務關系的一種新趨勢，資料顯示，已經有相關企業(yè)推出了了類似服務。勞動力綜合管理解決方案服務商喔趣科技推出了“員工共享平臺”，專門針對有閑置人員和用工需求的企業(yè)提供對接服務，主要集中于餐飲、零售、酒店、物業(yè)、物流、制造業(yè)等勞動密集型行業(yè)，企業(yè)屬性聚焦在連鎖門店10家店以上或人口規(guī)模200人以上。
在未來的幾個月內，用人成本依然會成為企業(yè)能否扛住壓力的關鍵因素。共享員工或許會成為一種有效的解決方案，對于提供方而言，共享用工模式使得用人成本被分攤，解決企業(yè)現(xiàn)金流壓力；對于需求方而言，滿足用工方短時間內大量用工需求，解決緊缺人問題；對于員工來說，可以在精力允許的前提下，額外獲得一筆收入。
據深網了解，目前國內的靈活用工服務商主要有兩類，第一種是相對來說比較傳統(tǒng)的人力資源型公司，大公司都有外包員工，即隸屬于人力資源公司；第二種是提供靈活服務的相關企業(yè)，主要為大公司提供人力解決方案，如法務、培訓、社保代繳等流程服務。
如在此次疫情中，高燈科技旗下的靈活用工服務品牌“自由薪”發(fā)起免費招募數萬名“共享員工”計劃，為企業(yè)與員工提供靈活用工一體化專業(yè)服務與保障，就屬于第二種代表。
另外國內還曾由企業(yè)自發(fā)組織成立過各種共享員工模式：2018年1月，美團、UU跑腿、閃送等公司建立了共享配送聯(lián)盟，聯(lián)盟內的“共享配送員”可以利用閑暇時間承接任一或者多個平臺的訂單配送工作，且這些“共享配送員"與平臺之間不存在任何正式雇傭關系；滴滴在早期的專車、快車等模式，也并不限制司機在其他平臺上進行接單。
據《深網》了解，家電行業(yè)也存在淡季旺季，在淡季時一些家電行業(yè)會輪換開工，未開工的員工就會選擇去一些其他行業(yè)打零工為生。河南某家電品牌員工就曾透露，“在淡季，工廠只開80%甚至更少的生產線，一部分員工就會在工廠默認的前提下找一些零活做。”
人力共享的背后，實際是“共享經濟”的概念深入人心，其重要意義是可以將一些閑置人力、物力放在正確的時間和正確的地點去發(fā)揮作用。共享員工之外，共享企業(yè)的其他資源或許也將成為未來降低成本的一大手段。
不過隨著疫情漸趨緩和，部分受影響較輕的城市已經逐漸開工，一些“共享員工”也開始陸續(xù)返回各自平臺。曾經熱鬧的“共享員工”慢慢沉寂。
一位深度參與了共享員工計劃的某生鮮電商內部人士對《深網》表示，“從目前的形式來看，這種模式下員工的薪酬模式、相關法律方面都面臨不小的挑戰(zhàn)。”在他看來，“共享員工”在未來不會是一種常態(tài)。
馬黛則決定留在她現(xiàn)在所在的大型國際連鎖超市，她給原來的火鍋店寫了一份辭職信，秒批。
（應被訪者要求，常良平、楊和碩、龍玉泉、馬黛、曾鵬飛、于涵亮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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