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記憶的三個特征：可訪問性、持久性、全面性，使得我們對自我信息控制減弱成為可能。
1月，中文譯書中出了兩本同為舍恩伯格撰寫的書籍：《大數據時代》和《刪除》。舍恩伯格因前者而被稱為這個領域中的領軍人物。但事實上，這本書的原版出版日期遠遠晚于《刪除》——后者的出版時間是2009年。而且，《刪除》這本著作所獲得的認可比《大數據時代》更甚：它被授予媒介環(huán)境學會頒發(fā)的“馬歇爾麥克盧漢獎”。
這里有必要稍微介紹一下“媒介環(huán)境學”，它是傳播學三大流派之一，又被稱為多倫多學派。在中國比較顯赫的是實證主義學派（行政研究學派），也有一些學者譯介了大量發(fā)源于歐洲的批判學派（比如法蘭克福學派以及哈貝馬斯的作品），但媒介環(huán)境學的地位在大陸顯然不如這兩個學派。誠然麥克盧漢這個名字的確如雷貫耳，不過事實上有很多人并不見得多了解他。
被媒介環(huán)境學會授予頂級獎項，代表著一個知名學術流派對該書的極大認可。媒介環(huán)境學總體上關注媒介技術對社會文明的影響，而這本書恰恰在談的是：人類的記憶在外部化，從模擬時代演化到數字時代后，記憶已經無法被刪除。舍恩伯格反復寫道：記憶成了常態(tài)，遺忘才是例外。
舍恩伯格認為，有四個因素在驅動記憶常態(tài)化：1、信息的數字化，使得所有信息都可以得到一個完美的副本；2、存儲器越來越廉價，大規(guī)模存儲這些數字信息成本極低；3、易于提取：數據庫技術的完善使得這些存儲的信息能夠被輕易按照一定的條件搜索出來；4、全球性覆蓋，網絡是無國界的，a地的數字信息可以讓遠在天邊的b地調用。這四個因素一環(huán)套一環(huán)，最終讓“世界被設置為記憶模式”。舍恩伯格這樣寫道：
數字化記憶的三個特征：可訪問性、持久性、全面性，使得這種影響（即我們對自我信息控制減弱）成為可能。
這樣的觀點，是相當有洞見的，特別對于著眼于媒介技術變遷所帶來的影響的媒介環(huán)境學而言。麥克盧漢說“媒介是人的延伸”，舍恩伯格再一次為這句話添加了一個注解：我們的記憶已經在向外延伸，完美地近乎永久地被存儲到外部且能為他人調用。這算不算一種“共同記憶”？談不上，至少舍恩伯格在這本《刪除》中沒有那么樂觀。僅就這本書而言，作者應該被歸于媒介環(huán)境學中技術悲觀這一翼。
谷歌的董事長施密特在去年3月出席美國國家新聞基金會頒獎晚宴時，表示互聯網不是“烏托邦”。他列舉了互聯網的三大潛在威脅，分別是：黑客和罪犯、無刪除按鈕導致個人隱私泄露、互聯網審查體系。但在我看來，這三大威脅，歸根到底是一個威脅：我們無法控制我們想要的刪除。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兩位學者曾經指出，信息的力量來源于對信息獲取的控制能力。但我們作為普通人而言，已經喪失了這種力量：我們生產信息，但我們無法控制它如何被獲取以及該不該被獲取。舍恩伯格不無憂慮地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時間維度上的圓形監(jiān)獄，獨裁者已經可以通過不控制我們的大腦而僅僅控制外部記憶就可以完成他的獨裁。
舍恩伯格在這本書中，用了近乎一半的篇幅（第五、六、七章）來討論如何面對這種數字化記憶的威脅，并主張來一場“互聯網遺忘”運動。在我看來，這三章的內容相較于前四章犀利的分析，水準已經有所下降。老實講，這幾乎已經成了不可扭轉的趨勢（即便很讓人悲觀），而舍恩伯格自己，也在13年出版了他的《大數據時代》：鼓吹如何利用這些外部記憶去賺取商業(yè)利益。作者在本書中的最后一句話：遺忘是一種美德——很幸運，它本身將被遺忘。
后記：我曾經在去年4月寫過一篇題為刪除的文章，向上帝起誓，寫那篇東西時我并沒有看過這本書。看來我也是有去拿麥克盧漢獎的一點點靈感的，哈哈
（本文首發(fā)于 ?陽光時務 ）
快報
根據《網絡安全法》實名制要求，請綁定手機號后發(fā)表評論